1. 引言
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政治和经济事件,使得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实施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措施,使得中国面临的贸易不确定风险连年上升,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强烈的影响。企业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微观主体,直接受到各种政策变动带来的影响,他们需要在风险与收益间作出选择,如果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非常高,企业会选择暂时停止出口和投资,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负向效应。当不确定性的时间延长,企业可能选择退出市场。当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对于出口的未来预期提升,会增加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更多的企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促进要素从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或部门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或部门。Hsieh and Klenow (2009)通过对比中国、印度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离散度,发现如果中国资源效率得到有效配置,则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87%~115%。在环境与资源约束日渐严峻的今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全要素生产率业已成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
本文创新指出体现在于:本文不仅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还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了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 文献综述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最早是Handley和Limão (2015)将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作为外生冲击,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和销售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销售额,同时促进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1]。Handley和Limão (2017)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增长的三分之一主要来自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
周晓唯等(2019) [2] 通过检验外部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发现中国是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净进口国”。一些学者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上,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贸易本身的关系。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到贸易利得。 [3] Handley (2014)发现,WTO为成员确定的关税上限,可以通过减轻关税波动幅度,从而促进潜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4] 韩慧霞和金泽虎(2019)基于中美间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抑制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魏悦羚,张宏胜(2019)基于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企业生产率呈显著的增长 [5]。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创新,出口产品附加值等方面。Handley (201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出口时所需考虑的风险之一,它使企业推迟或取消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减少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关税下降的响应不足 [1]。苏锦红、兰宜生和夏怡然(2015)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致使大量低质量产品进入出口市场,拉低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 [6]。李敬子、刘月(2019)则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投入有正向激励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促进了技术创新 [7]。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从微观产品层面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带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8]。和李胜旗(2016)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提高了企业出口加成率,但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和出口目的地等不同角度观察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差别 [9]。张平南(2018)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降低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因此,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目前较为缺乏 [10]。
Melitz (2003)将企业生产率差异引入到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当中,研究发现生产率差异是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重要因素 [11]。Feng、Li和Swenson (2017)等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它不仅使得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进入出口市场,而且使得高价格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出口市场 [12]。程惠芳(2014)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贸易政策变动,可以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本文主要创新在于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据的约束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经济实力,通过选取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指数作为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资源配置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作用机制。
3.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在其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进出口贸易的方向、数量、规模、结构和效益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原则、依据和措施体系。通过在国家之间的政策干预,采取关税及非关税政策,干预本国进出口同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导致市场上存在一定性的风险。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的理论基础是不确定性和进入成本。不确定性的理论机制来源于Bernanke (1983)所阐述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梅里兹(Melitz)将企业生产率差异引入到垄断竞争模型中,构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由于企业异质性的存在,贸易会导致市场份额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并倾向于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而低生产率则被迫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时,需要付出一定的固定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是否出口时,需要比较当期的预期利润与出口成本的差额。出口市场环境稳定,企业预期利润值高,进入企业增多,企业间竞争激烈,企业倾向于扩大投资和出口规模,迫使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但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企业的预期收益会降低,自身效率高于某一临界值的企业才会进入出口市场,自身效率低于临界值的企业则会退出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到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
全要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核心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于企业成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结构改进带来的效率变化。罗德明(2012) [13] 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会损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 [14] 研究则发现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实现产业内部资源重新配置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因此进口国受到贸易政策变动的影响时,本国为保护弱势企业的稳定出口会提出相关政策,加剧某些行业及所有制企业间的资源误置,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我们提出竞争性假说:
假说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
假说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
4. 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方法
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采用方程(1)来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
(二)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样本来源于2008~2019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上市公司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在样本筛选和整理过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处理:1) 剔除了ST类公司;2)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2017)》,将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3) 剔除主营业务收入、员工人数、固定资产净额的缺失值等。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双边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观测值28499个。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企业在一定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文献通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刻画。考虑OLS可能存在联立性偏误和样本选择偏误,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 [15] 采用LP方法,并引入企业生存概率模型的半参数回归法予以修正。借鉴蒋为对生产率离散程度的度量,本文分别采用生产率标准差作为资源误置的代理变量,其中离散程度随度量变量的增大而增大,具体表示为:
Dispersionit = sd(lntfp_lp)
因此,行业资源错配(SD_I),是根据行业企业计算tfp_lp的离散程度,即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标准差。地区资源错配(SD_R),是根据地区企业计算tfp_lp的离散程度,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标准差。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本文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月度指数,涵盖了2000~2020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月度指数,此处选取2008~2019年的指数并进行加权平均取对数,得到年度数据。根据已有文献,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包括1) 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比上从业人数取对数计算;2) 企业年龄(age),所在年份减去上市年份加1的对数;3) 企业盈利水平,用企业净利润对数进行衡量;4) 资本密集度,用固定资产对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进行衡量;5) 人均工资,用企业工资总额比上企业从业人数取对数进行衡量。
5. 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准回归如表1。其中,第(1)列在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同时,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的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生产率的影响,企业进入出口贸易市场有“自选择效应”,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生产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同时低效率企业为了更好地面对出口市场存在的风险,会降低投资或者减少出口,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且自身生产效率较高,因此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也同时提升。(2)列控制了其他变量,从(2)列可以看出,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资本密集度之外,其他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作用,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低效率企业无法承担不确定性带来的高额成本,退出出口市场,迫使资源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同时高效率企业为了稳定市场份额,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
(二)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有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本文集中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检验,从行业和地区的资源配置,分别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根据表1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分别在10%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表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注:()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此注。
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上市公司的行业和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以及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月度指数,实证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提升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了行业和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Handley (2014)研究结果相似的地方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促使资源配置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本文的政策启示有:1) 创造更稳定的贸易环境。中国加入WTO后虽然受到诸多不公平待遇,但外贸环境整体上大幅改善,中国应进一步营造法制化的国际营商环境,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2)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一般贸易比重。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亟待改变。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实现企业的更好的出口。3) 通过降低关税与非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提供更多经济政策的便利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质量多样化的中间品,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外溢,应对本国和国际化市场风险,提升自身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