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全球主要国家分别于1992年、1997年和2016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体现了全人类共同应对、协同治理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勇气。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人均居民消费碳排放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因此如何有效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降低人均碳排放水平这一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诸多措施。2008年中国启动低碳城市发展项目，旨在助力城市发展转型，帮助中国城市尽早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其后快速下降。这一项目的提出，对于我国降低居民消费碳排放水平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做出了大量研究，并根据其研究结果对促进居民施行低碳消费行为提出了合理建议。
海水含热量增加、冰川消融是海平面上升的重要前置因素，但从2019年5月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统计数据来看，这两项指标都不容乐观。海平面上升的根本原因是气候变暖，因此，要控制海平面上升的根本之策和长远之策就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全球气温继续变暖。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强调，尽管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对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减少碳排放的结果却不理想，实际进展相对缓慢，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日益显著。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同时间的居民消费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而研究现阶段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学术界对低碳消费的定义始终不一。作为早期研究低碳消费的学者之一，陈晓春认为低碳消费应该包含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五个方面 [1]。但这一定义并未将低碳消费与其他绿色消费、生态消费等概念明确的区分开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郭立伟等学者提出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生活性消费，指在消费领域人们购买和使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降低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其实质是可持续消费 [2]。这一定义指出了低碳消费不同于其他消费行为的关键即“降低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后的许多学者对低碳消费的定义也体现了这一点。如黄苏萍认为低碳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危机，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以自我低碳意识为导向，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一种特殊消费行为 [3]。以上观点对低碳消费仅定义为是消费者在一定消费水平下减少碳排放，而尹龙还提出低碳消费是一定碳排放量下高的消费水平都是低碳消费 [4]。这说明低碳消费不仅追求消费“低碳”，也追求低碳“高消费”。
如何将居民的消费模式从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转变为低耗能、低污染与低排放的低碳消费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重点。对于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要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有从环境心理学、消费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等学科视角深刻剖析。也有从内部因素(责任感、价值观、低碳认知等)、外部因素(经济因素、相关政策制度和宣传教育等)分开讨论以及结合它们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阐述的。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低碳行为知识对低碳消费行为有微弱的影响 [5]；低碳认知和碳危机意识一定程度上能够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推荐意愿 [6]。
Fishbein & Ajzen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认为，行为不仅受到意向的影响，还受到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谢守红，陈慧敏等学者通过对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研究发现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在低碳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并不显著 [7]。彭雷清等学者在针对广州市高校和市民的研究中发现性别对低碳消费态度、环境态度与低碳消费意向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8]。除人口统计因素外，其他影响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也得到证明。石洪景在针对福建省福州市的居民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个体心理特征、消费行为能力、低碳消费法规政策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低碳消费行为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制约作用 [9]。申嫦娥等学者在基于北京市居民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得出政府宣传与示范对低碳消费行为的改善有十分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内部情境变量和外部情境变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10]。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问卷设计
目前针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繁多，但是结论各异，说明对于居民消费选择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一概而论。镇江市作为中国低碳试点城市之一，研究其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更好的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探究人口统计因素、个体心理变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政策法规、产品因素、外部情境因素6个方面对居民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的影响机理，从而探究镇江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李向前认为公众低碳消费行为可分为购买购置行为和购买购置后行为 [5]。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低碳消费行为分为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与废弃物处理行为。低碳购买行为包括购买绿色产品和节能家电等；低碳使用行为包括选择低碳出行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水、节电、节能等；废弃物处理行为包括对物品或资源的重复使用、回收再利用和再循环等行为。
问卷共设置了28个小题，选择购买行为、使用行为、废弃物处理行为作为因变量。问卷中的自变量包括：个体心理变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政策法规因素、产品因素、外部因素、人口统计因素。个体心理变量选取了价值观、责任感、从众心理以及感知到的行为控制来衡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由低碳内容知识和低碳行为知识体现；政策法规因素则分为鼓励型政策与调节性政策；产品因素包括产品价格、产品品质以及获取产品的便捷程度；外部因素考虑了媒体宣传与产品宣传，产品宣传是指企业在宣传产品时以产品的低碳性来吸引客户，客户选择产品也是根据产品是否具有低碳性做决定；对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可支配收入与家庭规模特征进行调查。除人口因素外，问卷因变量和其它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置，居民实施低碳消费意愿越强、消费行为越低碳，其数值就越大：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确定、4表示能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2.2. 数据来源
本文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江苏省镇江市居民，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3月10日~18日，问卷采取网上发放问卷形式。实际收回有效问卷98份，本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3. 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可知，98个样本中女性被调查者共有61人，男性被调查者共有37人，比例接近1.5倍。年龄分布中，20~29岁之间共有51人，占比最大，为52.0%。
受教育程度为大学的被调查者人数最多，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仅为4人。被调查者的职业分布中，为“学生”和“自由职业”的人数最多，分别为占比为38.8%和20.4%。从被调查者的可支配收入来看，可支配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数最多，共有41人，占比为41.8%；而可支配收入为10,000元以上的人数最少，仅有5人，占比为5.1%。从被调查者的家庭规模来看，家庭规模为3~4人的人数最多，为50人，占比51.0%，家庭规模为1~2人的人数最少，为11人，其它区间分布则较为均衡。具体情况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s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1.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
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表2显示，被解释变量的三个考察维度其均值都在2.5以上，并且有一定的差异程度，表明被调查者实施低碳消费的倾向处于中等略偏上水平，并且被调查者的低碳使用行为程度高于低碳购买行为，而废弃物处理行为则相对而言实施程度较低。个体心理变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政策法规因素、产品因素、外部因素(除产品宣传外)均值均在4左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调查者对于实施低碳行为的心理意愿较强、有一定的低碳知识储备、低碳消费行为的实施能力较高等情况。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4. 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4.1. 人口统计因素的差异性检验
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规模分别对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分别进行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性别对低碳购买行为的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Z值为−2.794，渐进显著性(双尾)为0.005小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即认为性别对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性别对低碳使用行为的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Z值为−1.129，渐进显著性(双尾)为0.259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即认为性别对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无显著影响。性别对废弃物处理行为的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Z值为−2.564，渐进显著性(双尾)为0.010小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即认为性别对居民的废弃物处理行为有显著影响。
Table 3. Testing for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factors
表3. 人口统计因素的差异性检验
由以上表3可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年龄对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对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三者均有显著影响；职业、可支配收入以及家庭规模均对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无显著影响。从差异性检验结果可知，居民人口统计因素除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外其它变量对于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受教育程度差异对低碳购买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均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只对低碳使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居民的消费行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都会产生相应的碳排放量，并且这些排放行为不因居民职业差异、可支配收入差异和家庭规模差异而有所改变，年龄差异会对居民选择使用低碳产品或设施时有所影响，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居民购买低碳产品以及在进行废弃物的分类方面有着显著影响。
进一步对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做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选择是否购买低碳产品方面，初中及以下与硕士及以上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即受教育程度在硕士及以上的被调查者相较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购买低碳产品。在低碳使用行为上，初中及以下与硕士及以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大学和硕士及以上两组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硕士及以上学历居民较初中及以下学历和大学学历的居民而言，前者倾向于使用低碳产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居民有更强的社会责任心，更加了解降低碳排放对我国改变环境困境的重要性。年龄因素方面，20岁以下居民组与其它年龄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它年龄组居民较20岁以下居民更倾向于使用低碳产品。这可能是因为，20岁以下的居民与社会的链接还不够紧密，对于环境问题关注较少。同时，20岁以下居民的心理不够成熟、喜欢攀比，因此，在日常消费中，他们更注重消费行为的达成，而不会考虑到行为带来的影响。
4.2. 相关性分析
将人口统计因素、个体心理变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 政策法规、产品因素、外部情境因素等因素分别与低碳购买行为、低碳使用行为和废弃物处理行为做相关分析。由于涉及变量均有五个等级，满足肯德尔相关系数的要求，因此为了使结果更为准确，在进行分析时选择肯德尔相关系数。所得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表5、表6。
4.2.1. 镇江市居民低碳购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表4结果显示，在0.05显著性水平下除产品价格因素与产品宣传因素外，其它因素均与低碳产品购买行为有着正相关性。结论如下：1) 居民的价值观对居民是否选择使用购买低碳产品有着显著影响。2) 居民的社会责任感越高就越倾向于购买低碳产品。3) 居民在选择是否购买低碳产品这一决策上会受外界人群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普遍存在。4) 存在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居民越倾向于购买低碳产品。5) 居民对低碳内容知识和低碳行为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就越普遍。6) 鼓励型政策和调节性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低碳购买行为，相较而言，鼓励型政策能更加促使居民购买低碳产品。7) 产品品质越好、获取产品越便捷居民越倾向于购买低碳产品。8) 媒体宣传对于居民购买低碳产品有着正向影响。在相关程度上，低碳内容知识和低碳行动知识的相关系数都在5左右，说明低碳相关知识对居民低碳购买行为影响很大。鼓励型政策、产品品质的相关系数都在4以上，说明这两个因素对于居民低碳购买行为也有较大影响。鼓励型政策的相关系数高于调节性政策，说明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受鼓励型政策的影响更强，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调节型政策，居民对于鼓励型政策具有更强的反应。分析产品品质和产品价格的相关系数可知：居民对于产品价格并不是很敏感，而产品的品质对于居民是否选择低碳产品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促进低碳城市建设、拉动低碳消费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低碳知识水平、实施更多的鼓励型政策以及加大媒体宣传等措施来达到。
Table 4.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purchasing behavior
表4. 低碳购买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2.2. 镇江市居民低碳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表5结果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价值观、低碳内容知识、低碳行动知识、鼓励型政策、便捷性和媒体宣传与低碳使用行为有着正相关性，其它因素与低碳使用行为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如下：1) 居民的价值观对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有着显著影响。2) 居民对低碳内容知识和低碳行为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就越普遍。3) 鼓励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4) 产品获取的便捷性与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成正向相关关系。5) 媒体宣传对于居民的低碳使用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在相关程度上，低碳行动知识的相关系数最大，说明低碳行动知识对居民低碳使用行为影响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具备低碳行动知识的居民在日常使用行为时，更加注重自己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从而会有意识的使用低碳产品或选择低碳服务，并且日常生活中会更加注意节约资源。媒体宣传的相关系数位于第二位，同样说明媒体宣传对居民低碳使用行为有较大影响。
Table 5.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use behavior
表5. 低碳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4.2.3. 镇江市居民废弃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表6结果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低碳内容知识、低碳行动知识、鼓励型政策与废弃物处理行为有着正相关性，其它因素与废弃物处理行为不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如下：1) 低碳内容知识和低碳行动知识对居民的废弃物处理行为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即居民掌握低碳相关知识越多越倾向于合理处理废弃物。2) 鼓励型政策对居民的废弃物处理行为也会产生正向影响，即居民更倾向于在政府实施鼓励型政策的条件下，采取低碳的废弃物处理行为。根据问卷结果，目前多数居民很少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这说明废弃物处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被居民忽视，因此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与回收的政策法规的实施很有必要。
Table 6.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aste disposal behavior
表6. 废弃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5. 基本结论和对策建议
5.1. 基本结论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基础上进行差异性检验和相关分析，并进一步分析镇江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 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知，被调查者实施低碳消费的倾向处于中等略偏上水平，并且被调查者的低碳使用行为程度高于低碳购买行为，而废弃物处理行为则相对而言实施程度较低。
2) 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在低碳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其它如职业、可支配收入、家庭规模等因素在低碳消费行为上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3) 个体心理变量、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政策法规、产品因素、外部情境因素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均有影响作用，低碳消费行为相关知识影响程度最大。
5.2. 对策建议
1) 加强青少年低碳知识教育
结果显示，青少年的低碳意识还不够强，这与他们尚未形成成熟的价值观有一定关系。结果还表明，低碳消费知识与低碳消费有很强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强青少年的低碳知识教育能够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低碳消费。
2) 鼓励型政策为主的政策引导消费
鼓励型政策和调节性政策均会对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鼓励型政策相较于调节性政策对于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更高，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居民进行低碳消费，政策应该以鼓励居民实施低碳消费为主，对于违规者进行惩罚措施为辅的结构进行制定。
3) 重视废弃物低碳处理宣传
目前，多数居民都没有意识到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回收利用、“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行动很少有人参与其中。因此，要通过媒体、报纸、网络等渠道对于废弃物低碳处理进行宣传，让居民能够了解到废弃物低碳处理的具体措施。
4) 改革传统宣传模式
调查表明，新闻媒体宣传是消费者了解低碳消费知识的主要渠道。但随着互联网络科技的飞速发展，居民了解信息的途径越来越丰富、方式越来越便捷，传统的依靠电视广告、新闻直播等宣传模式将很难受到关注。因此，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改革传统宣传模式，才能使宣传内容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