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但丁曾被马克思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1] (p. 249),可见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丁生活在文艺复兴初期,那一时期的名家巨擘都是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甚至一批号召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于古典拉丁语的回归。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之下,但丁却逆流而上,通过对中世纪晚期西欧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变化的深入观察和尖锐剖析,将关注的重点由对上帝和天堂的盲目崇拜转向了对人性的肯定与世俗生活的赞美,推崇俗语写作,不仅写作了为俗语进行辩护的《论俗语》,而且还用俗语写作了不朽名作《神曲》,但丁的俗语写作问题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但大多都是从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角度,并未深究但丁运用俗语写作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写作手法所反映出来的但丁的民族思想,故此,本文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和学界研究的成果,力图从历史学角度,从但丁写作的系列文本着手,立足但丁生活的中世纪晚期西欧的社会历史变化,对但丁俗语写作的历史背景及内容做一个综合分析,并由此探寻但丁高度的民族意识以及他推崇的俗语写作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
2. 俗语写作及其原由
1265年,但丁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但丁在少年时代读了许多书,“在知识的领域,他涉猎广泛,对美术、音乐、诗学、哲学、神学、神学、伦理学、历史、天文、地理和政治都有很深的研究,成为那个时代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学者” [2] (p. 1)。但丁少年时代就好学深思,在学校里学了有关拉丁文、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初步知识,后来又跟著名的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学习修辞学,包括当众演说和写拉丁文书信的艺术。但丁在其早期的学习中,主要是以拉丁文为主的。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拉丁语不得不让位于各民族语言,尽管拉丁词根深在意大利,但由于它和公众的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演变成教士和一些学者等少部分人使用的语言,但丁在目睹了意大利四分五裂,各城邦相继建立新的割据政权的情况下,便开始反对拉丁语,提倡俗语。但丁第一部用俗语写作的作品是《飨宴》,这也是“意大利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学术论著,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作必须使用拉丁文的清规戒律” [3] (p. 5)。在这之后,但丁又用俗语写作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名著《神曲》。在《论俗语中》但丁给俗语下了一个定义,在他看来,俗语就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语言,或者更简短地说,我们所说的俗语就是我们模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言语” [3] (p. 582)。在定义了俗语之后,但丁又指出,在俗语之外,还存在其他语言,即“另外一种派生的言语,就是罗马人称作文学语言的” [3] (582)。但丁之所以要在当时拉丁语统一文化界的情况之下使用俗语写作,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在但丁看来,在这两种语言之中,俗语更为高贵,“首先,它是人类的原始语言;其次,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它,虽然所使用的俗语在词汇和发音方面各不相同;最后,对我们而言,俗语是自然的,和它相比,拉丁语是人工的” [3] (585)。而且但丁口中的那种派生的语言,因为有着十分严格繁琐的语法规定,所以需要费很多时间来学习它,因此掌握这门语言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但丁在《飨宴》中也谈到拉丁语的普及率低下,此时但丁认为不仅是女性,甚至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拉丁语盲,“一千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精通拉丁语” [3] (590)。俗语则不然,其使用的人十分多,受众面也比拉丁语广泛的多。同时,经过中世纪教会神权的发展,拉丁语在此时已经变得有些僵化了,其表达繁琐、复杂,不易被掌握,它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其使用范围十分狭窄,主局限于西欧的教会、教士阶层和西欧的文化范围之内,在民众中不是很普及。相比于拉丁语,俗语更加灵活,同时也能更好的阐释人的心里想法及一些社会变化。因此,但丁如若想与下层民众进行交流,想要将自己的民族思想灌输给下层民众,俗语是一个更为合适的选择。
在当时,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在这一时期,拉丁语已逐渐僵死,与日常生活语言脱节,而且与基督教神权联系在一起,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但一经规范之后,逐步演变成了人工的语言,只有少数人能够运用,并且必须费许多时间勤学苦练。每一个孩子学习拉丁语,不是自幼从环境学来的,而是根据语法规律学来的。拉丁语在当时成了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许多学校的名称就叫做“拉丁语学校”(如丹麦),或称之为“语法学校”(如英国)。但丁称当时规范的拉丁语为“文言”(Grammatica),其字面的意义便是“语法”。语法是中世纪文化的基础,是自由的“七艺”之一。它在当时对于拉丁语的规范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规范的拉丁语与日常生活语严重脱节,日益僵化,既影响了拉丁语在生活中的作用,也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其实在但丁选定用俗语进行写作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那便是整个意大利地区俗语如此之多,该采用哪种或者说哪个地方的方言进行写作呢?“我们看到仅仅在意大利就有十四种不同的俗语,每种俗语自身内部还有分支……我们会发现,在世界的这个小角落里,竟然有一千多种不同的语音,甚至更多” [3] (p. 587)。在这种情况之下,但丁为自己认为理想的俗语制定了标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意大利的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就是那属于意大利一切城市而又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那种语言,意大利一切城市的方言都以此来计量、权衡和比较” [3] (p. 589)。在《论俗语》第一卷的第17,18两章中,但丁专门解释了“光辉的、基本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这四条标准。最终,但丁选择了用托斯卡纳地区的俗语来进行写作。
除了使用功能方面的考虑之外,但丁使用俗语写作更多的是基于其民族精神。但丁时代的意大利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而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割据状态导致意大利各地干戈送起,流血不止。人们民族意识虚无,不仅缺乏整体的国家民族观,甚至缺乏整体的意大利这种概念。对此,但丁忧心如焚,他关心意大利的命运,试图帮助更多的意大利人树立整体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观念,但丁在塑造人们观念上的整体“意大利”时其中一个方法即使用俗语写作。但丁时代,意大利主要盛行两种语言,一是拉丁语,属当时的官方语和国际语,因而倍受推崇。另一是俗语,属意大利民间方言,因其地方性和民族性而倍遭轻视。但丁基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发自内心地热爱俗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祖国语言” [4] (p. 275)。为了使地方性的俗语成为“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但丁一方面对俗语进行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用俗语进行创作。《神曲》就是这种创作的结晶。通过但丁的努力,他所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成了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 [5] (p. 372)。当但丁写作《论俗语》的时候,他已经把创建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大业放在心中。《论俗语》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敲响了久已残破的拉丁语的丧钟,在但丁看来,统一的意大利民族语言不仅是诗歌创作的载体,而且具有意大利民族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试图找到并加以限定的这种光彩的俗语,将不仅被用于提高意大利诗歌实践的水平,尽管它肯定有这种效果;它还是一种力量,以改变意大利半岛居民所正挣扎于其中的痛苦和黑暗的现实生活” [6] (p. 292)。同时,但丁在拉丁语和意大利俗语之间的竞争中还积极为俗语写作进行辩护,在在为意大利俗语辩护的过程中,但丁展现出了丰富的语言思想和高超的辩护技能。他的语言思想没有局限在纯粹的语言学领域 ,他认识到语言和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希望语言的统一能和意大利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
在此,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但丁的民族精神或者其为意大利规划的民族出路。但丁关于意大利命运的思考基本孕育在他的两部作品之中,一是《神曲》,二是《帝制论》。
在但丁用俗语写作的《神曲》之中,可以看出其在努力构建一个整体的意大利。但丁对当时意大利的四分五裂以及党派纷争十分痛心,其在《神曲》之中写道:“唉,奴隶般的意大利,你哀痛之逆旅,你这暴风雨中没有舵手的孤舟,你不再是各省的主妇,而是妓院!那高贵的灵魂,只是听到人家提起他故乡的可爱名字,就急于在那里向他的同乡人备致问候;而你活着的人民住在你里面,没有一天不发生战争……”。面对这样一种分裂状况,但丁设想了两条民族自救的道路。第一条,就是依靠意大利人自救,即通过建立一种完整的民族意识,由意大利人自己停止内乱和堕落,建立一个新的、完整的意大利国家。因此,在《神曲》中,但丁不断用意大利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来刺激他的意大利读者,唤醒意大利同胞的民族危机感以及民族责任感。但现实中意大利一盘散沙的情况也使得但丁在民族自救之外,还为意大利设置了第二条出路,这第二条路,就是期盼救星降临,期盼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和政权来制止意大利的纷争。但丁期盼的这个拯救意大利的救星是亨利七世,在《神曲》中,但丁将日耳曼皇帝亨利七世预置于天国,并借俾德丽采之口说: 亨利七世将去整顿意大利。但丁对日耳曼皇帝的推崇。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在意大利政治势力中, 日耳曼皇帝是唯一能和教皇相抗衡的势力,而中世纪的意大利,形式上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皇帝在名义上也就是意大利的皇帝。但丁从他的政治历史观出发,认为皇帝来治理意大利是自然合理的,故一心希望亨利七世来帮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帝制论》中,但丁把神圣罗马帝国与古罗马帝国联系起来,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继承,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中心,意大利人则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种联系把但丁引上了歧途。他给意大利人,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构画出一幅不现实的、虚幻的政治图景。主张建立日耳曼皇帝为首,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世界帝国”,希望在这个帝国中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世界帝国由一个君主统治,但他不是专制君主,而是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监察者、指导者、仲裁人;帝国排除了教会干涉,建立在世俗的法律基础上,它承认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差异,各民族可以在不违背世界共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专门法规。帝国的目的是建立和平与秩序,以促进人类幸福和自由。但丁的这种世界帝国的设想注定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虽然他真心的希望意大利统一、和平、繁荣、稳定。
3. 俗语写作的历史影响
但丁选择俗语写作无疑是在向平静的湖面上投掷一颗石头,势必引起阵阵波澜。因为时人对写作语言的选择决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代表着整个文艺复兴的一种价值取向,即恢复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时代大业的首要着眼点就是对古典拉丁语的回归,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共识,也是时代的必要性。拉丁语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在中世纪教会长达千年的使用中已经蜕化瓦解,应运而生的是许多“俗语”;此时的拉丁语亟需正本清源。而且自罗马帝国时期,拉丁语就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语言,而且在漫长的中世纪拉丁语作为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媒介,作为神学的代言者,向来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长久以来在思想领域培植了一种非此莫属的权威心理。基于但丁生活的时代而言,他的这样一种选择,无疑会招致许多名家大师的持批判。维吉里奥(Virgilio)被认为是最早评论但丁的人,他钦佩但丁的诗才,但显然不赞成但丁对俗语的选择。他在1320年(但丁逝世的前一年)写信给但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但丁的不理解,为何一个如此成熟博学的诗人在表现如此重大的主题(weighty themes)使用了意大利“俗语”而不是使用拉丁语:“……但您却是用俗人的语言写诗呀!僧侣们轻视俗语,即使它们是稳定的,它们仍有一千种习惯用语呀。而您列名于自己前面的五位诗人无人使用这种市并语言写作,那个带您走向天堂的人也不用它” [7] (p. 105)。在此可见维吉里奥对于但丁本人是充满尊重的,但是对于但丁运用俗语写作却是无法理解,甚至将但丁在《神曲》中安排在自己前面的五位古代伟大诗人也搬了出来,来对但丁的俗语写作作更大的质疑。维吉里奥在后面所写的话更加赤裸的表现出他对俗语的鄙夷与不屑,他说:“请您也宽容我的一时冲动,让我大胆进言:请不要过分慷慨地把您的珍珠扔给卑贱者,也不要把粗鄙的服装披在缪斯身上” [7] (p. 105)。在这里,维吉里奥将那些不懂拉丁语的人成为卑贱者,将俗语比喻为粗鄙的衣服,并且对于但丁俗语写作这一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由此可见但丁在那一时期采用俗语写作是一个多么大胆的决定。
但丁的传记作家之一,同样也是被誉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也对但丁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他认为但丁“如果用拉丁语写作的话,成就会更大” [7] (p. 14)。《但丁:批判的遗产》(Dante: The Critical Herilage)的作者希瑟教授把但丁批评中的“俗语问题”比作一把无情的剃刀,以至十五世纪里无数对但丁持肯定态度的评论都被这把剃刀砍削,原因只是但丁“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语言”。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越来愈多的人文主义者如但丁一般采用民族语言写作,以期培养同胞的民族意识。在15、16世纪,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逐渐强大,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建立民族国家、运用民族语言进行写作的思潮。但丁要求创造“高贵的俗语”的理念在后来的人文主义者那里获得了更加自觉的遵循。人文主义者文论对民族语言的重视,更是直接表现了新生资产阶级要求国家独立、民族统一的政治理想。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都是各自民族语言的维护者和奠基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实际上就是要使文学摆脱权力话语束缚,为多元文化之间平等对话创造条件,为平民文化赢得一席之地。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特别谈到了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重要意义。他借主人公之口指出:“伟大的荷马不用拉丁文写作,因为他是希腊人,维吉尔不用希腊文写作,因为他是罗马人。一句话,古代诗人写作的语言,是和娘奶一起吃进去的,他们却不用外国文字来表达自己高超的心思。现在各国诗人也都一样。德国诗人并不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西班牙诗人,甚至比斯盖诗人也不该因为用本国语言而受鄙薄” [8] (p. 166)。
作为倡导俗语写作的先行者,但丁的俗语写作最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影响是开创了意大利文学的新时代。俗语文学自但丁开创到十六世纪正式成为意大利语言文学,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但丁当初这一选择的伟大历史意义,也证明了但丁以博大精深的诗歌内容与民族化创新形式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创,他同时也奠定了自己的一种崭新的诗学思想,这是一种充满广义上的伦理精神的诗学思想。
除了在文学方面产生影响,但丁俗语写作的另一个影响则是促进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产生。中世纪晚期,西欧出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以各自的方言表达他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这种背景之下,但丁也尝试着运用俗语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但丁对于其故土的热爱,“我的辩护足以表明,我使用俗语是出于对祖国语言的天然的热爱” [3] (p. 592)。但丁的这种俗语写作,很大程度上是表达一种民族认同感,作为意大利民族运动的文化领域的体现,意大利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对此,布克哈特有十分明确的阐述,他认为:“但丁在意大利的语言和文化上找到一个新的故乡” [5] (p. 129)。约翰·斯科特(John A. Scott)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大视野下,对于但丁在推广意大利俗语方面的巨大贡献作了十分深刻的评价,他认为: “所有的意大利诗人都有责任发展意大利的语言,即俗语” [9] (p. 32)。但丁还特地将作为古拉丁语的方言和意大利当时的俗语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意大利语的方案。他的方案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如愿实施,却显示了他与作为基督教专制工具的拉丁语的抗争,和为意大利全境的统一而努力的思想。后来的意大利语正是在拖斯堪方言(意大利地区所流行的一种通俗拉丁语)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其中无疑受到了但丁的影响。
但丁的俗语写作也有助于意大利民族意识的形成。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是这一阶段西欧社会的主要特征,但是,由于世俗君主和罗马教皇之间的斗争,意大利一直处于分裂的状态,但丁在其作品中通过对西欧社会现实的描述,隐喻了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神曲》虽然是但丁梦游“三界”的经历,但其中的许多人和事都取自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其中,但丁将意大利人看作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期盼意大利民族能够像其“祖先”那样再次得救,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丁在“三界”的旅途中不断询问“有没有意大利人?”在地狱中,以“在沥青下面的其他罪人中,你知道有谁是意大利人吗?” [3] (p. 143)隐喻意大利的独立性,以“你告诉我这里的人们中间没有意大利吧?” [3] (p. 201)隐喻意大利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贯穿其中的是,但丁对意大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强调。在18世纪意大利民族精神高涨,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把但丁当做革命的旗帜,由此可见但丁对于意大利民族的伟大贡献。
4. 结语
俗语写作自但丁开创到十六世纪正式成为意大利语言文学,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但丁当初这一选择的伟大历史意义,也证明了但丁以精巧的诗歌内容与民族化的创新形式促进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在拉丁语一统天下的时代,但丁能够率先采用俗语写作,实在难能可贵。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写作形式的转变,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语言思想没有局限在纯粹的语言学领域,他认识到了语言和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希望语言的统一能和意大利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他的俗语写作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历史文化的发展,开创了意大利文化的新时代,同时也为其他西欧各国提供了借鉴。此外,但丁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塑造意大利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重任,促进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为意大利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坚持俗语写作的精神以及将自己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爱国精神也对意大利人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