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走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年轻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多元化,在生育问题上也更为开放。当前我国面临着一定的劳动力压力,新生人口数量不足,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探明目前低生育意愿的根本原因 [1],新时代背景下了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以及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响应程度,对于准确把握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对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制定相对应的生育政策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决策大有裨益。
从长期来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在近年呈现出越发开放的趋势,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即将到来的低生育率问题。自生育政策发生改变以来,学术界高度关注新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个焦点是新政策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刺激。有学者对近年来施行的生育政策的效果存疑,如认为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 [2],对此,本文基于调查问卷得到的一手数据,分析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以期待能更好地解答这个疑问。
2. 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和样本特征
2.1. 数据来源
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研究样本以支持本文,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调查对象是18~35岁的年轻人,尽可能包含了来自各地区的年轻群体。累计发放256份问卷,共计收回244份有效问卷,用于回归分析。多数受访者是在校大学生。问卷投放时间为2020年2月份,设计的问卷涵盖了受访者的家庭基本信息,同时得到了其生育意愿等相关方面的信息。答卷的IP地址分布显示,问卷数据来源于我国各地区,分布均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2.2. 定义变量
问卷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愿意生育的小孩个数,这也是本研究的关键。除了个人生育意愿这类指标,问卷还涵盖了个人基本信息、经济能力、以及受访者对国家生育政策的态度等相关指标。问卷针对受访者的家庭背景、个人特质等指标设计了对应的问题,具体指标说明见表1。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表1. 问卷指标说明表
2.3. 样本特征
通过相关在线问卷调查平台,在剔除残缺、无效答卷后,使用Stata分析样本的基本统计指标,我们得到以下信息,见表2。受访者中男女比例为4:6,样本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受访者年龄集中在18至20岁,平均年龄为19.9岁,大多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95后、00后,且受访者有宗教信仰的比例较低。从样本的基本统计指标看,样本满足本研究的基本要求,即研究对象为年轻人。通过文献梳理和数据归类,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统一纳入考核指标 [3],能科学分析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因素以及各个元素的具体影响情况。样本中,未婚的受访者占绝大多数,达到95.55%,设置该问题旨在分析有过初婚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 [4]。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表2.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表
通过分析愿意生育的数量与受访者年龄的关系,发现愿意生育小孩个数与年龄有着相关性,即随着年龄的增大,受访者愿意生育小孩个数也增加,见图1,这与王军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
![](//html.hanspub.org/file/16-1150559x9_hanspub.png)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age
图1. 生育意愿与年龄的关系
我们通过分析得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在生育意愿方面,愿意生育小孩的占比达到77.73%,只有22.27%的受访者没有生育意愿。愿意生育的受访者中,喜欢小孩、经济条件合适和为了传宗接代及养儿防老是其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不愿意生育的受访者中,怕被小孩绊住、年龄较小暂不考虑以及经济压力大为前三原因。对于不愿意生育的受访者,问及条件改善后是否愿意生育,有6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综上所述,对于是否愿意生育这个问题,本研究发现,只有少数受访者在经济、社会条件改善后仍不愿意生育,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对政策的制定者很有参考价值。
问卷中与之相对应的一个问题是询问暂无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何时愿意生育,表示要视自身情况如工作稳定后、经济条件改善后才选择生育。因此,与以往文献得到的结论相似,经济条件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在问卷中,选择经济压力会影响生育意愿的受访者占比是选择其它原因如家庭传统思想、社会主流思想影响等占比的两倍。在生育数量方面,本研究发现,受访者预计生育小孩的平均个数为1.37个,该数值低于李翔等在福建地区统计分析后得出的1.91 [6],与现行的“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生育目标依然有一定的差距。
在问卷中,问及受访者对于现行生育政策的态度和看法,57.49%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现行的“二孩政策”,40.89%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只有1.62%反对“二孩政策”;问及是否认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时,认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受访者占比为52.23%,反对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受访者占比为47.77%,两方的具体观点见图2、图3。从词云可以得到,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受访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需要施行更为开放的生育政策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而持反对意见的受访者则认为,中国目前仍面临着人口基数过大的问题,若放开生育政策,势必会对环境、资源、公共卫生等领域造成一定的压力,因此持反对意见。
![](//html.hanspub.org/file/16-1150559x10_hanspub.png)
Figure 2. Opinions of respondents who support the liberaliz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图2. 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受访者意见
![](//html.hanspub.org/file/16-1150559x11_hanspub.png)
Figure 3. Opinions of respondents who don’t support the liberaliz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图3. 不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受访者意见
3. 实证策略与结果
从上文中我们了解到,受访者的受访者的意愿生育小孩个数为1.37,远远低于“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同时我们了解到受访者的经济状况、性别和年龄等因素会影响其生育意愿,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识别方程如下:
其中, 表示受访者i的意愿生育小孩个数;
为哑变量,即女性取值为1;
表示受访者的年龄,在本研究中取值为18至35岁;
表示受访者家庭的兄弟姐妹人数;
表示受访者的婚恋状况,即有过初婚的受访者取值为1,其他取值为0;
表示有无宗教信仰;
为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在识别方程中为对数形式;
为扰动项。除了受访者的经济状况、性别和年龄外,识别方程中加入了兄弟姐妹个数,以探究受访者家庭结构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同时,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婚恋状况以及有无宗教信仰等变量也被加入识别方程。在回归分析前,基于图1,我们预测,
> 0。同时,为了探究性别在生育意愿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关注性别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
的大小。我们在回归分析时,采用直接修正标准差的方法,做了相应的稳健标准差估计。
我们比较不同性别下各指标的均值差异以及其显著性,见表3。我们发现,男女受访者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婚恋状况和宗教信仰上没有显著的差别。在兄弟姐妹人数上女性比男性多0.36,我们推测这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相关。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Balancing tes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表3. 性别平衡检测
在第一组回归结果中,女性比男性愿意生育的小孩数量少了0.2个,本研究猜测由于家庭角色的不同,女性在生育、养育小孩上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需要放弃自己的事业,诸多原因导致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于男性。在回归表格中,
数值约为0.086,且其对应的t统计量大于2.58,这说明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其生育意愿也在逐年增加,即受访者年龄每增加6岁,意愿生育小孩的个数将增加0.5,这很可能与年龄稍大的年龄人事业更稳定、人生阅历更丰富有关,他们的生育意愿更为强烈。同时,本研究发现,在该回归中,对于收入更高的受访者,其生育意愿更低,但并不显著。本研究猜测个人收入更高的群体对自己未来的养老保障更有信心,同时他们更为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因此会有相对较低的生育意愿,该结果与现阶段欧美国家生育率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一致。最后,本研究发现,有过初婚的受访者的生育意愿小于未结婚的受访者,两者的生育意愿差距达到了0.57,这与有过初婚者成家立室之后观念的改变密切相关。在第一组回归结果中,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并没有影响,考虑到样本的不足,这个结果可能不准确。
考虑到受访者所在地区不同,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诸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其生育意愿,同时,考虑到不同户籍的养老保障、住房保障有所不同,本研究加入地区和户籍类型两个固定效应,以更加准确识别各个变量的作用大小。
表4的第二组是加入地区固定效应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基准组为位于东部地区的受访者;第三组是加入户籍类型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为了识别户籍为农业户口和户籍为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在生育意愿上的差异,把基准组设置为拥有农业户口的受访者,与之比较的是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对于拥有统一居民户口的受访者,暂不考虑。
结果显示,中部、西部受访者的生育意愿相较东部受访者略低,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受访者反而乐意多生育小孩,这结果与现实观念不一致。从回归表中可以得到,以上两个结果并不显著。在分别加入地区和户籍类型固定效应后,年龄、婚恋状况等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受访者在生或不生、生育多少等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地区之间的差异小。不同户籍的人口在此类问题上看法也基本一致,考虑到受访者多数是在校大学生,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此结果很可能有偏误。
在得到回归结果后,我们对以上回归的多重共线性进行相应的检验,通过计算解释变量的膨胀因子(VIF),见表5,发现膨胀因子多数小于2,表明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风险。
问卷数据来源于我国各地区,如经济发达的大湾区、发展潜力较大的中部地区,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偏远地区。我们认为,本研究的样本较为多元,能体现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外延性。同时,对于受访者答卷的质量把控,我们在剔除答卷时间最长和最短的各5个样本后,发现受访者填写问卷的平均时间为2分钟,考虑到问卷的题目数量和问题的简洁程度,我们认为受访者在填写问卷时认真负责。
4. 结论与不足
通过上文的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当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没有民间所说的那么低,但是与“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发点还有不小的差距。本研究发现,受访者中愿意生育小孩的占比达到约78%,且目前没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有近七成将在各方面条件改善后选择生育,即若未来条件符合预期,会有超过九成受访者愿意生育小孩,考虑到样本多为在校大学生,该结果令人满意。但是,本研究发现,受访者的意愿生育小孩个数平均值只有1.37,相比“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仍有一定差异。受访者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有自身对小孩的喜爱、经济条件适合和出于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而束缚受访者不愿多生的主要原因是当代年轻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小,更乐意于提高生活质量,同时,经济压力也是导致他们不愿多生的一大原因。
在实证结果中,研究发现女性在生育方面的积极性略低,这与女性的家庭角色有关;同时年龄的增加会导致受访者更乐意生育小孩,有过初婚的受访者生育意愿更低,这与两类受访者的人生阅历更为丰富、婚恋观念更为成熟有关。
本研究中存在诸多不足,如样本数量相对较小、样本来源较为单一等问题,同时在问卷设计时,不排除存在考虑不周的问题。同时,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最好使用中长期面板数据,以便考察个人在婚前、婚后,生育第一个小孩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尝试识别相应政策的冲击,但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只能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5. 政策和建议
当前我国面临着一定的劳动力压力,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在本研究中,许多受访者出于对未来经济条件、自身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考虑,没有选择生育两个小孩。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相应的配套政策如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和医疗资源的保障应该迅速跟上,缓解年轻人因经济能力等不足而产生的焦虑,这也有益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并加大宣传力度。在过去几十年,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本研究发现,年轻人在生育方面仍持观望态度,讨论热烈而行动不足。因此,政策宣传是必要的。
第二、完善各类补偿制度,缓解年轻人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是导致年轻人不敢生育的一大原因。政府可以建立完善的生育补偿制度,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并在产假、税收、养老金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保障。
第三、提供更为充足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服务。前文提到,多数目前暂无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会在社会、经济条件改善后选择生育,因此,如何扩充现有的教育资源,使教育资源更为均衡,解决小孩“上学难”问题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同时,相应的医疗保健制度也应该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