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  >> Vol. 8 No. 5 (May 2019)

    试析《管子》的贫富有度思想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Poor and Rich in Gu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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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超超: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关键词:
《管子》贫富有度收入分配Guanzi Limi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come Distribution

摘要:

《管子》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一部关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巨著,其在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的诸多材料中,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即“贫富有度”。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散见于《管子》各篇章中关于“贫富有度”思想的语句,发现《管子》认为“贫富无度”的主要原因是富商巧取豪夺以及统治者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调节政策,因而国家要在经济、行政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实现“贫富有度”。

Guanzi is a comprehensive work on the national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military in the early days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 It reflect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point in many materials related to economic management, namely, “limi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his paper 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and systematizes the statements about the thought of “limi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the chapters of Guanzi.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Guanzi were the extortion of wealthy businessmen and the rulers’ failure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correct adjustment policies. Therefore, the state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in the aspects of economy,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imi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1. 引言

《管子》作为一本较早关注经济问题的古代著作,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在货币思想、富国富民思想、宏观调控思想等领域。但近年来学界关于研究其“贫富有度”思想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边树本、崔建文 [1] 先生从思想基础、社会根源等方面简要探析了“贫富有度”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其应对措施主要在国家干预、税收调控、商业管理等方面。翟建宏 [2] 先生则简要分析了贫富有度的必要性。安文、何晓晴、李圣英 [3] 等学者从多方面论述了《管子》贫富有度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总之,学术界关于《管子》贫富有度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深入探析《管子》一书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弥补前人研究之缺漏。

2. 齐国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根源

齐国自西周开始一直实行着严格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占人口极少数的奴隶主控制着大量土地,尤其是在铁制工具使用后,奴隶主占有的私田数量更甚,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齐国又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商大贾不停地积聚财物,生活豪华,甚至富可敌国。“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 [4],达到“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 [4] 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人却长期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遭受着高额税赋和高利贷的双重盘剥,贫困难以度日,“凡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 [5],齐国竟有三千家穷人借债,共借粮三十万钟,利息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百不等,这说明当时齐国的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容易加重社会矛盾,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统治。

关于贫富分化的原因,《管子》认为,造成社会贫富悬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富商、贵族巧取豪夺

《管子》认为,春耕十日,夏耕十日,秋收十日,冬除田二十日,均会引起人们对生产资料的迫切要求,“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 [6],奸商往往趁机在此时对农民所必需的物资高抬物价,囤积居奇,榨取农民的利益以获利。而“末作奇巧者,一日作五日食” [7],于是就会有大量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最终导致“田荒而国贫矣” [7]。此外,齐国还有大量贵族世袭大量的田产,农民只能为他们劳作,遭受剥削。管子说“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 [8]。人民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先受到商贾的盘剥,低价把农产品卖给他们,犹如一国之中有两位国君向人民征税。

2.2. 政府失职

《管子》认为,农民尽力耕作生产,政府发行货币以利流通,如果二者各尽其能却还出现农民饥馁与卖子之事,则说明国内出现了大夫、商贾兼并钱财的事情。例如,“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 [9],即在谷价上涨十倍时,大夫、商贾勾结一起,售出谷物,买进万物,获得九倍赢利。等到谷物价格返回,再高价售出万物。于是,币与谷之轻重贵贱,皆操之大夫,国家财富的十分之九会落入大夫手中。此外,管子提出,年岁的丰歉和赋税征课的缓急都会给贵族与商贾合谋榨取人民资财提供良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10]。如果国家无论丰年还是歉年,不分谷物的贵贱都一样征税,不实行丰年多收和歉年少收的政策,对赋税征收数额进行合理调整,农民在丰年就不得不贱价出售粮食,在歉年又被迫高价购买粮食,两次赋税都会借助高利贷来完成。贵族、商贾自然趁机贱买贵卖,囤积粮食,兼并资财,百倍其本谋其厚利。对此,管子提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力,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财并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乡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10] ”也就是说,管子认为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等是人君亦即政府的责任,如果人君只知道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算不上市国家得治。

2.3. 个人智力不同

由于人的智力和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即使每个人拥有相同数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经营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 [10]。也就是说,管子认为,即便每人分得的土地相同,强者可以守的住而弱者守不住;即便每人分得的财产相同,智者可以守住,财产可以保值增值,甚至获得十倍的利润,而愚者却连本金都收不回来,二者可以相差百倍。

总之,《管子》把齐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富商的剥削、政府失职以及民智的差异等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管子对社会贫富差距形成的认识较为深刻,但由于其所处的阶级以及时代的限制,他并没有揭示出社会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原因——奴隶主土地占有制。管子主张“贫富有度”,即社会的贫富差别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不能出现“甚贫”、“甚富”现象,一旦出现,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制止,以保证社会稳定。

3. 贫富悬殊的危害

首先,《管子》认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 [11]。贫富分化若愈演愈烈,势必会引起政局动荡,国家危亡。“贫富无度则失” [12],“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 [13],“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不齐也” [10]。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百姓过于富足,衣食无忧,则可能会轻爵贱禄,就会减少对国君的依赖性,就不能为君所用,甚至一些富商巨贾可以凭借经济实力对抗中央,这就不利于国家稳定;如果百姓长期处于贫穷状态无法改变,他们就会为了生存无所顾忌,甚至犯上作乱。

其次,从经济角度来说,《管子》认为贫富过于悬殊会扼制农业的发展,影响农民从事生产的热情。管子认为,农业在“百业”中利润最为微薄,而从事工商业赢利最大,如果放任百姓追逐暴利而忽视农业,便会动摇国家之本,后果是危险的。《治国》说:“今以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而且商贾之利与国家之利存在着严重冲突。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获利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商人获利多了,就会侵害国家的经济利益。

再次,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还表现在社会道德方面。《管子》非常重视经济因素对道德的影响,“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4],说明道德的维持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这一点与20世纪西方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人作为社会人,个人的道德状况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有必然的联系。对个人来说,“衣食足”作为维护个人道德的物质要求需要社会和政治的介入;而“荣辱和礼节”的道德标准则是一种社会标准。因此一个甚贫者的社会道德水平一般是不高的。

4. 《管子》关于贫富有度的措施

管子认为,“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15],就是说要达到社会的稳定,必须要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重视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齐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管子十分反对贫富过度、两极分化的现象,要求政府“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 [16],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 [15]。但在当时新旧权贵并行的复杂境况下,这一矛盾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政府也只能是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适度调节以缓和矛盾。对此,管子提出了许多行政、经济等手段对财富进行有效调节的措施。

4.1. 行政手段

4.1.1. 官山海政策

《管子》对富商巨贾的整治,主要是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运用行政手段将可以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产业收归国有,即“官山海”政策。也就是将森林、山海、湖泊等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人民如要经营需得到国家的许可,否则视为犯罪。“官山海”政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盐铁专卖”,即将盐铁的生产过程交给民间私办,由国家负责统一收购和销售,这样国家和人民可以利益均沾。此外还将冶铁业收归官营。因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铁矿的开采需要大量的人力,如《轻重乙》所说:“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不战,未见山海之利而内政败矣”。国家垄断铁制品的收入,就等于把铁制品的收入纳入国家财政范畴,形式上无征籍,其实是“无不服籍矣”。可见“盐铁专卖”政策既可以防止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同时又是富国强国之策。

4.1.2. 通过国家干预,抑富济贫

当桓公忧北郭之贫民,“尽屡缕之甿”,何以“唐园之利”的时候,管子主张下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8]。就是行使政府的行政权利禁止百钟、千钟 [17] 的富足之家从事织鞋、种菜这些致富较快的行业,只让那些贫困的“北郭之贫民”去从事这些行业,以此保护贫民的利益,从而起到了抑富济贫的作用,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此外,对于国内大量借高利贷而无力偿还的百姓,管子也利用行政力量变相豁免了他们的债务。《管子·轻重丁》记载,为了解决普通百姓巨额的债务,管子建议桓公要求朝拜贺献的人必须献上织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如此一来,美锦的价格大幅上涨,达十倍之多;而君主在“栈台”所藏的美锦便因政令的炒作而涨价十倍。随后,齐桓公大肆设宴,感谢高利贷者说:诸位曾把钱补借给农民,使他们得以完成纳税任务,国家非常感激。现在我珍藏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每匹价值万钱,我想用它来为贫民们偿还本息,使他们免除债务负担。高利贷者只得接受。这样,国家拿出不到“三千纯”的织锦,便偿还了四方之民的本息,免除了他们的债务。

此外,在商业管理方面,《管子》也主张用行政手段限制私商活动,削弱私商的经济实力。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 [18] 的原则,禁止他们的非法牟利,把商人控制在国家统一管理之下,使他们必须在服从国家利益的范围内经营。如管子设计了削弱私商实力的特殊办法,即用“藉号令”之法,以“国有枪星,其君必辱;国有彗星,必有流血……国且有大事” [19] 为由,以平价购买功臣巨商的粮食布帛,对不服从号召命令者,如阳城大夫,便免掉他的爵位以惩效尤,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百姓,这就有效地削弱私商实力,散粮财于贫病孤老。另外,管子还强调国家控制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击私商活动,使他们无法投机倒耙、牟取暴利,使政府掌握商业活动的主动权,利归国家。“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 [16]。

4.1.3. 整治吏治

《管子》治理贫富差距过大的另一做法是整治吏治,严禁官商勾结牟取暴利。从经济角度说,官商勾结是双方利益的需要。官商勾结问题在任何有商品经济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它不但引起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马克思曾指出,“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通过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管子》认为官商勾结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对行政官员的监督审查。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官吏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那么商人的财产最有可能满足官吏的欲望。同时商人也可能借此牟取更多的利益。“官爵不审,则奸吏胜” [20]。奸吏横行的后果是“奸吏伤官法”,“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德毁”。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就认识到了在“法伤”的情况下,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权力是无孔不入的。如果任由“奸吏伤法”、“货上流”,继而导致“官德毁”,必然会出现“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 [21]。甚至“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弒君之所自生也” [21]。《管子》认为吏治严明是治理“官”“商”勾结的关键,“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知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 [22]。

4.2. 经济调控

4.2.1. 进行税收调控,实现贫富均衡

《管子》对于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首次提出了根据贫富等次、财产多少征收租税的办法。他要求“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 [23]。通过辩识民之贫富以确定其租税高下,这便有效的调节了贫富不均现象。《管子》还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观点,即是根据土地肥瘠、年成好坏灵活地征收农业税。具体做法是“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征,岁饥不税” [24]。对于一些负担较为沉重的家庭,《管子》还规定减免他们的税收,“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 [25]。即规定年龄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农民生活,扶助了那些极度贫困、负担沉重的家庭,也为抑制贫富迅速分化提供了政策保证,是古代扶贫措施的一种体现。

4.2.2. 对大夫、富商“夺之以会”

管子对齐国“大夫裂壤而封,积实而骄上” [26] 的现象,以及富商合谋榨取民财的行为,提出“夺之以会”。具体做法是:“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 [26]。即政府适时买进卖出粮食,且始终控制三成的粮食,要求百姓向政府而不是大夫购粮,如此粮价就会回落。国君再以钱币收购大夫手里的粮食,使其不能抬高粮价。此外,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币而不用粮食,这样粮食就全都被国家掌握起来,君主便可以用十分之七的粮食贷给百姓,或赈济贫民。

4.2.3. 通过信贷救济,匡贫赈急

管子认为,在灾荒歉收年岁,国家政令无常,就会导致“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 [10],即富商往往乘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即使在平常年岁,也有因农民因体力智力差异、生产资本的不同而造成收入差异,若长期任其自然发展,贫富悬殊也会迅速加大。所以政府要“散积聚、均羡余不足,分财并利” [10],使“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 [27],由此避免富商操纵市场,剥削农民。

另外,《管子》还主张对极端贫困的人民发行货币贷款,称之为“环乘之币”。管子主张先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人民生产生活中急需货币的数额,然后为他们垫付生产资金和扶贫资金,即“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 [28]。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平民的信贷扶持政策,提供周转资金以救急。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日常需要的农户,就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贷,小户少贷。对于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这些粮食不够吃的人,也要借钱给他们,以满足其最低生活水平,免受高利货的剥削。管子还根据缺财少粮人口的数量和区域分布,“寄币于子者若干” [28],使“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16]。农民在获得国家贷款后便安心进行生产,等粮食收成后国家再以低价收回谷物,以抵还贷款。国家运用货币这种流通手段来调节粮价,稳定市场,有效地控制高利贷剥削,打击了商豪囤积牟取暴利的行为。

4.3. 社会保障

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手段是由政府来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管子·轻重甲》中有“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即通过社会救济来招引天下的人民,巩固君主的统治。在实施社会保障之前,《管子》强调需要首先调查清楚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哪些人需要接受社会保障。然后“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12]。管子认为若“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赈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 [4],也就是说国家通过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的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使国家的战士不惜生命为国效力,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此外,管子还提到以工代赈以救济贫民,即“若岁凶早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29],也就是说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除了对贫苦百姓给予直接救济外,还可以修建宫室,这并不是为了国君的享乐,而是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即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公共就业服务。

5. 结语

《管子》关于调节贫富收入差距问题的思想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比如“贫富有度”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存在,但反对极端的贫富分化,这有利于社会稳定;“贫富有度”主张减少贫富差距,并创新性的提出如何抑富济贫、调整税收以及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等。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上后期各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变革,而且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加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管子的“贫富有度”论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过分夸大了国家政权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但这不能掩盖其经济思想的光辉。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仍需深入研究《管子》的经济思想内涵,提高对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认识,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结合的政策,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文章引用:
陈超超. 试析《管子》的贫富有度思想[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5): 760-76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51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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