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  >> Vol. 8 No. 4 (April 2019)

    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与进步主义运动
    American Middle-Class Women and Progressive Movement

  • 全文下载: PDF(878KB) HTML   XML   PP.635-640   DOI: 10.12677/ASS.2019.84090  
  • 下载量: 71  浏览量: 116  

作者:  

陈 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进步主义运动中产阶级妇女妇女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 American Middle-Class Women Woman Movement

摘要:

进步主义运动的发生,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进步主义运动的热潮为妇女参与社会生活创造了机会,推动了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参与其中,为谋求自身权利而斗争。同时,中产阶级妇女投身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工人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等诸多进步事业中,成为进步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promoted the chang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upsurge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and promo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middle-class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their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middle class women campaigned for women’s suffrage, workers’ rights, and socialism, as well as many other progressive causes,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1. 引言

进步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大转折时期” [1]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间,进步主义运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引发的“工业文明综合症”。运动中改革者成分复杂,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以中等阶级占主导。而这一时期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也成为了改革的重要力量,同时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运动中推动了自身境况的改善。

2. 影响中产阶级妇女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原因

进步运动兴起之前,美国妇女承担的角色主要围绕家庭生活,很少出现在社会事务中。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妇女走向公众领域提供了机会。这一时期,影响美国妇女参与进步主义运动的原因主要有:工业化的影响;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和婚姻观念的改变。其中尤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即那些出身殷实,其家庭在地方或全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声望及影响,有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2] 。

2.1. 工业化的影响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业化大致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从而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1870年到1890年之间,美国妇女人口总数上升了48.7%,而妇女参加工作的人数则增加了364%。” [3] “从1880年到1910年,全部劳动力中间女工的人数由260万增加到740万。” [4]

新产品、新发明的出现也减轻了妇女的负担,使她们得以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走向社会公共领域。大批量生产食品的出现,如罐装蔬菜、饼干、面包、饮料等,使家庭的职能有所下降;缝纫机、洗衣机的发明为妇女减轻了大量家务劳动。妇女不再被牢牢限制于家庭生活之中,而广泛参与社会职业,投入社会改革运动。

2.2.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十九世纪以前,在美国妇女受教育不被社会所认同,甚至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丧失女性特征,有害心理健康。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妇女受教育状况得到了改善。

1837年,美国奥伯林大学打破高等教育对妇女的排斥,此后一些大学开始招收女性。“1870年,处于大学年龄中的美国人有1%去上大学,其中21%是女性;到1910年,大约5%大学年龄的美国人上大学,其中40%是女性。” [5] 内战后又建立了一系列女子学院,质量高于男女同校教育,如瓦萨学院、史密斯学院等。“在19世纪晚期,女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1890年,女大学毕业生约为2500人,到1900年增加到将近8000人。” [6] 通过受教育,女性获得了知识和自信心,她们深受改革热潮鼓舞,积极投身到进步主义运动中去。

2.3. 生活方式和婚姻关系的改变

工业革命使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婚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初,“新女性”一词已经出现,这一时期的女性一改维多利亚时期的温顺柔弱、深居简出,以活泼健康、简单摩登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服装改革”开始出现,“轻便的日常装、运动装逐步进入妇女生活,裙衬被扔掉,宽松服装开始占上风;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练体操的人中,女性人数逐步增加” [7] 。社会生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开始显露,女性走出家门成为可能和需要。

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关系由女性对男性的服从转向更平等的“伴侣”关系;女性婚龄上升,出生率下降,既保证家庭生活水平,同时解放了女性的身体;离婚率的上升显示了婚姻关系中女性自我意识的提高,“1880年,美国的离婚率已高达1/20,1900年为1/12,1916年达到1/9” [8] 。

3. 中产阶级妇女与进步主义运动

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改革的浪潮中,女性群体进一步觉醒,参与到运动中去。这一时期出现了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和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这样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妇女不仅进行了争取选举权的伟大斗争,还在保护女工和童工、改善贫民区生活等社会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1. 全国性妇女组织

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出现并发挥影响是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尤以基督教禁酒协会(WCTU)和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NWCU)为代表。

基督教禁酒协会成立于1878年,成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地区。1874年弗朗西斯·威拉德女士加入该组织,并于1879年之后长期担任领袖。在这位有着杰出魅力和优秀组织能力的女性领导下,禁酒协会的地区机构和公众支持的发展状况都得到良好发展。至1982年鼎盛之际,在全国各州拥有超过7800个地区分会,总人数达154,213人 [9] 。

禁酒协会从道德角度出发,否定欲望和贪婪,希望通过基督教伦理重建一个道德社会,应对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弊病。酗酒、赌博等罪恶行径否定了人的自由,商人贩卖酒精从而使得酒徒妻儿受害、家庭破裂。禁酒主要有三个目的:消除酒精对人体的伤害;保护妇女儿童免受酗酒者虐待;廉价酒馆聚集城市党魁势力,集中体现政治腐败和道德水平下降 [2] 。协会旨在通过禁酒,消除酒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以此净化美国社会。禁酒协会认为“新社会”只有在“酗酒、不虔诚、吸烟”这三大公敌被消灭之后才会出现。1917年,美国宪法第18条修正案通过并于1920年正式生效,在全国范围内禁止酒类的生产和销售。

基督教禁酒协会还致力于提高女性权利和地位,积极参与社会改革。除了禁酒运动之外,她们致力解决卖淫等罪恶现象,为妓女寻找出路;关注学前教育,在全美建立幼儿园;要求监狱设立女管理员;通过童工法。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对社会改革的参与拓展了进步运动的范围,女性对社会现象不同的关注视角也使进步运动更加细致和全面。

妇女俱乐部联盟是同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成立于1889年,在1898年有五万成员,到1914年就已超过了100万,成为进步主义时代影响最广泛的女性团体 [10] 。组织参与者主要是中上层阶级妇女,起初仅限于探讨交流文学、艺术等,供中产阶级妇女消磨时间、提高修养、扩大社交。在对社会不公正问题认识逐渐清晰后,组织转向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在城市改革、住宅法、食品卫生检验、女工童工保护等方面,妇女俱乐部联盟都以女性的力量做出了贡献。

在组织中妇女们加强了联系,集聚了力量,她们的目光从自身、家庭转向社区、地方乃至全国,妇女运动也从个人性、地方性转为全国性。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建立对妇女运动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也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

3.2. 选举权运动

选举权直接关系到女性参政、保障自身利益的权利,妇女拥有选举权是男女平等的最基本条件。选举权运动是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最重要举措,也是进步运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部分。

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一直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实质性影响。1848年的妇女大会上,依《独立宣言》发表了《观点宣言》,并由会议主席伊丽莎白·C·斯坦顿提出“为自己争取参加选举的权利,是这个国家妇女的责任” [11] 的口号,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由此开始。1869年,苏珊·B·安东尼、伊丽莎白·C·斯坦顿成立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主张通过宪法修正案获得选举权。同年露西·斯通成立美国妇女选举协会(AWSA),主张先在地方、州级修改宪法,以此迫使联邦修改宪法。1890年,两个组织合并成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由斯坦顿担任主席,成为斗争的核心机构。到了1900年,只有怀俄明、犹他、科罗拉多、爱达华四个州给予妇女选举权 [12] 。

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障碍重重。不仅受到传统势力对妇女的歧视,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参与美国政治,妇女缺乏理性的判断,不能承受政治生活的压力,在体力、精神、情感上都不能承担选举权相关的责任。而妇女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将是“我们国家现存家庭结构的灾难” [13] 。同时还有一些来自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的阻力,酗酒业担心妇女获得选举权将会推动禁酒法案的推行,南方种植园主则害怕妇女获得选举权会引发南方种族问题,一些来自纺织业发达地区的南方政客顾虑妇女对童工问题的关注危及自身利益。

困难重重的选举权运动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迎来了新的转机。进步主义运动带来了宽松活跃的政治气候,推动了选举权运动的前进。同时进步主义运动本身也将争取妇女选举权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部分,并且赢得妇女支持、鼓励女性投入改革也是进步主义改革者们乐于所见的。

1900年,卡里·C·卡特担任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斗争由温和宣传转向政治行动,选举权运动进入卓有成效的阶段。1914全国妇女俱乐部联盟加入斗争,进一步壮大了斗争的规模和力量。同年,激进女权主义者艾丽斯·保罗成立“国会联盟”(1916年改名妇女党),宣称不支持任何不投票赞成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候选人。1910年到1914年,又有6个州伊利诺、华盛顿、加种福利亚、亚利桑那、堪萨斯、俄勒冈给予妇女选举权 [12] 。1917年战争爆发,妇女在战时的贡献也证明了女性能够承担公共义务。在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和选举权运动从各地发展到全国的压力下,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历经七十年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获得胜利。

3.3. 社会女权主义运动

社会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指保护女性权益以及各个弱势群体权益的社会改革运动。运动中为妇女为主要成员的改革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涌现了如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凯利这样的女性改革家。社会女权主义运动在保护女工和童工、改善贫民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女性的工作收入和工作环境都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占女性工作比例最高的工厂女工中,女性受雇于没有技术或半技术工种,收入很低,工作70小时只挣1.56美元;而同种工作条件下,男性收入为7~9美元 [14] 。为女工争取保护性立法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斗争方向之一。全国消费者联盟(NCL) 曾提出“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水平的条件”,包括一周6天工作制、8-9小时工作制、周工资不低于6美元,不使用14岁以下童工、午休时间不少于45分钟等,鼓励消费者购买达到上述条件的厂家的产品 [2] 。联盟不仅致力于提高女性工资和工作条件,对童工的生存情况也给予了关注。妇女职业联盟(WTCL)成立于1903年,主要成员为上层社会改革者和女工会员,试图通过联合促进女工保护性立法,提高女工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ALL)、妇女俱乐部联盟(FWC)也在促进妇女保护性立法上进行了活动。

1908年,最高法院确认限制女工工时为每天10小时的法令。1908年后,更多的州通过类似法律保护女工。到1914年,27个州规定妇女工时;到1920年代,15个州拥有最低工资法 [15] 。

童工的遭遇则更为悲惨,除了长时间的工作时间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外,往往还要遭受残酷的奴役和惩罚。童工的生存境况也引起了社会女权主义运动人道主义的关注。在妇女组织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努力下,童工问题了一定成效。1904年,全国童工委员会成立。此后的10年之内,委员会促使大多数州立法,许多州还宣布童工夜间工作和在危险职业工作为非法。到1914年,除一个州外,其他的州固定了最低雇佣年龄 [16] 。

社会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改善贫民窟。贫民窟急剧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市化迅猛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而原有的城市还没有充分接纳这一变化;二是政治腐败,城市老板通过对市议会的操纵,在市政工程中敷衍塞责,房地产商为牟取暴利,兴建简陋的住房待价而沽,都加剧了贫民居住条件的恶劣 [17] 。在贫民窟,卫生问题、照明系统、安全设施等存在很大问题,恶劣的环境威胁这居民的身体健康,霍乱、伤寒等各种疾病四处扩散。

改善贫民窟成为进步主义运动城市改革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了中产阶级妇女关注的改革方向。妇女组织在改善贫民生活状况上做出了有效努力,芝加哥城市俱乐部和波士顿妇女市政俱乐部成功领导了筹集资金购买公寓房子的活动,纽约妇女市政俱乐部督促通过了公寓住宅法。中产阶级妇女还在各城市建立安置所、提高居民文化素质、游说政府争取社会保障性立法。

4. 意义及局限

进步主义运动为妇女提供了参与社会的机会,美国妇女得以从家庭走向公共领域。而中产阶级妇女也以自身力量作用于进步主义运动,证明自己和男性一样具备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她们组建妇女组织,争取自身权利,同时关心弱势群体,成为改革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产阶级妇女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首先,中产阶级妇女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胜利。在标榜自由、平等的美国,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却并未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不能参与政治生活,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选举权是妇女权利的重要标志,是妇女走向解放的第一步,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 [18] 。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既改变了妇女在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发展。

其次,中产阶级妇女不仅关心自身权利的保障,还对社会弱势群体投以关注的目光。她们关注女工和童工,推动女工保护性立法、提高女工工资、改善其工作条件,督促童工法的通过,促使各州确立最低雇佣年龄;关怀社会底层女性,关注卖淫等现象,为妓女寻找出路;推动城市改革,改善贫民居住环境和生活状况,既保护了贫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最后,她们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所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缓和了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进步主义运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改善、自我调整,初步缓解了工业文明造成的反社会和非人性的后果。而中产阶级妇女在进步主义运动中重新认识了自身,集聚了力量,以其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力量对社会问题做出了反应,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发展。

中产阶级妇女所发动的争取自身权利、推动社会改革的运动也存在其局限性。首先表现为选举权的虚妄。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历经七十年,但选举权的获得并没有结束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也没有带来美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如格利斯·艾伯特所说,“第19条宪法修正案只给我们提供了一张进入政治竞技场的门票,它既没有允许我们参加比赛,或坐在看台上,也没有在发奖委员会里为我们保留一个位置” [2] 。“妇女对于全体选民的增加,没有像选举权者所预想的那样极大改变美国格局” [13] 。

另一个局限性表现为中产阶级妇女与工厂女工的沟通无力。相较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也受到压迫。对于贫困的底层人民来说,温饱才是最重要的,给予妇女选举权并不能使她们脱离苦难,这也使得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并没有在中产阶级妇女以外产生强大吸引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女权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如婚姻关系平等、控制生育、追求人格的独立自由,也超出了她们的理解范围。中产阶级妇女与工人阶级妇女并没有取得有效的沟通,隔阂一直存在。

最后表现为女性发挥作用的范围仍然有限。虽然中产阶级妇女组建妇女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中也涌现了简·亚当斯这样被誉为“也许是维多利亚女王之后全世界最著名的妇女” [5] 的优秀妇女改革家,但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的活动仍然停留在加入俱乐部、读读言情小说、关注时尚改革上面,仍以提高素质或变的消息灵通为目的 [2] 。女性的处境仍然尴尬,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很狭小。

文章引用:
陈婉. 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与进步主义运动[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635-64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90

参考文献

[1] 李剑鸣. 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M]. 河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2] 张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与问题[J]. 美国研究, 1993(3): 130-147.
[3] 杨生茂, 刘绪贻. 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4] H•N•沙伊贝, H•U•福克纳, 等.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M]. 彭松建, 熊必俊, 周维,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5] 南希•沃洛奇. 女性和美国的历程[M]. 纽约: 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 1984.
[6] 阿瑟•林克, 威廉•卡顿.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M]. 刘绪贻,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7] Nash, R. (1973) From These Beginning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8] Roberts, R. (1986) American Experience. Foresman and Company, Scott.
[9] K.B莫雷诺. 看不见的障碍[M]. 纽约: 兰登书屋, 1969.
[10] O’Neill, W.L. (1969) Everyone Was Brave. Quadrangle Books, Chicago.
[11] 艾丽斯•S•罗西. 女权主义者的书信文件集:从亚当斯到德博沃尔[M].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3.
[12] 唐书明. 妇女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J]. 西南民族师专学报, 2000(1): 47-51.
[13] 卡尔•N•迪格勒. 不一致: 从独立战争至今的美国妇女和家庭[M].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14] 罗伯特•J•利弗托. 美国的妇女[M]. 波士顿: 河滨出版社, 1965.
[15] 唐纳德•A•里奇. 自由的传统: 美国史[M]. 纽约: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85.
[16] Ryan, M.P. (1983) Womanhood in America. New Viewpoints, New York.
[17] 吴思琪. 进步主义运动时代美国妇女与贫民窟初探[J]. 文史, 2011, 3(8): 75-76.
[18] 宋淑珍. 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女权运动[J]. 辽宁大学学报, 1995(3): 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