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06~2013年间不断进行的文献检索结果表明，产业链(industry chain)很少出现在外国研究文献中 [1] [2] [3] [4] 。对于这一现象，我国学者的认识角度略有不同。刘贵富(2006)和王云霞等(2006)认为国外产业链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张利庠(2007)认为产业链是中国提出的经济学概念 [5] ；邵昶等(2007)认为国外没有将产业视作为单独的经济组织，而是将之分解成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并侧重企业的纵向整合或企业跨组织资源组合问题的研究 [6] ；程宏伟等(2008)也认为国外的相关研究立足于企业，侧重于从价值链、物流链、功能链、信息链的角度进行经济学分析，偏向微观与中观的结合，研究重心局限于产业链的具体表现形式 [7] 。虽然我国关于产业链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但是理论研究进展却不令人满意。如邵昶等认为我国学者所讲的产业链只是一个被波特价值链、制度经济学、现代产业组织和经济规制、供应链、企业纵向整合等其他理论来解释的经济组织现象，并没有运用特殊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也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范式，本身并不构成理论 [6] ；刘志迎(2009)认为众多学者多是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对产业链相关的部分理论进行了论述，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理论体系 [8] ；张晖(2012)认为产业链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应用，缺乏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 [9] 。
我们认为，产业链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与其研究对象的层次复杂性密切相关。产业链是关于企业、产业和区域之间一系列复杂、动态关系状态的一种表征和描述，同时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归纳起来，产业链理论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在生产过程中企业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作这一经济现象，即解释组织形式和空间形态上“分”与“聚”的问题；二是企业如何在微观层面上进行价值创造，并在产业层面(中观)和产业集群等区域层面(宏观)进行联结和传递；三是如何指导企业、产业和区域进行产业链构建和整合，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虽然产业链的理论研究目前还停留在依靠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理论支撑的阶段，但是中国学者开展的大量研究实践，却为产业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现有产业链相关理论，是未来产业链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本文将对现有与产业链相关的主要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进行概述，理清其脉络，同时对二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拓展研究进行简要评述，以展现我国学术界在产业链理论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从而加深对我国产业链理论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研究发展方向的理解。
2. 分工理论与产业链的形成
虽然概念界定不一，研究视角各异，但是我国学术界对产业链理论的起源却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17世纪中后期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卓越论断，被认为是产业链思想的滥觞。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工业生产是一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链条的思想。在分析分工的重要作用和限制时，亚当•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 [10] ；“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 [11] 。
继亚当•斯密之后，阿林•杨格于20世纪初通过对分工与市场、经济增长及分工本身的关系所做的先驱性研究工作，从产业链迂回的视角提出了“规模报酬取决于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 [12] ，明确指出仅仅注意到单个企业或产业规模的不同还无法说明报酬递增机制，不断发展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实现报酬递增的重要过程 [13] ，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分工和专业化理论。阿林•杨格的思想被总结为杨格定理，即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 [10] 。此外，施蒂格勒也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定理是关于企业和产业功能的理论的核心，还可以用来说明许多其他经济问题。施蒂格勒认为企业之所以不把报酬递增的功能交给专业化企业(产业)来承担，是因为“也许在给定的时期，这些功能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持一个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在不断成长的产业中，典型的情况应是纵向非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倒是衰落产业的特征”。可以认为，从亚当•斯密到阿林•杨格再到施蒂格勒，实际上提出了“由于分工而导致产业链形成”的思想 [10] 。
从逻辑上讲，产业链必然与产业有关，经济学家于是就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出现了亚当•斯密等提出的“社会分工”理论。而从产业链的具体载体上看，如果一个企业什么都能生产，那么就不会出现产业链。因此，探讨企业及其边界变化就成了进行产业链理论研究的另外一条思路，如科斯等人的研究。而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则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开展研究，他们认为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是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是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 [13] 。杨小凯在阐释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时，认为分工收益由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等方面决定，强调专业分工的优势和必要性。在《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一书中，杨小凯研究了工业化和迂回生产中的分工演进、角点均衡和新行业的出现、中间产品种类数进展和经济发展等问题，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链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熊磊等(2018)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链形成与演化内在机理，得出分工发展带来新产品、进而形成产业链，产业链上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导致新的产业部门和新的产业链出现的结论 [14] 。
虽然对产业链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主流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劳动分工、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而对于“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经济”的理论研究，则是最近一个世纪的事 [13] 。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强调企业分工协作的重要性，将分工扩展到企业之间，从而开启了对产业链的研究。直到1958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中从产业前后向联系的角度阐述产业链，才真正开始了产业链的系统研究 [15] 。
对产业链中相关产业或企业之间分工与合作关系的制度安排和优化，对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促进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基于分工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链涵盖从供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和零售商等所有节点企业，自然会产生涉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杨蕙馨等认为产业链的纵向关系是指产业链中的企业对于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所实施的一种企业行为，主要包括纵向一体化、纵向契约关系和纵向分离三种形式；不同的纵向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如企业分工、准一体化契约分工和市场分工等，其实质就是对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优化，目的是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 [10] 。
3. 产业链整合理论
分工和协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一个企业所能向顾客提供的价值除受制于其自身能力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上下游企业的制约。马歇尔认为“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各部分之间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机能再分增加了各部门间协作的需要，马歇尔将这种机能再分称为“微分法”，将工业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称为“积分法” [16] 。对产业链而言，分工和协作都可获得递增报酬。一方面，产业链分化通过迂回生产获得专业化递增报酬；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整合可以通过增强知识共享协调分工，减少交易成本或者组织成本，克服因分工造成的生产系统的不稳定性，即通过将知识的外部性内部化获得递增报酬 [17] 。
随着产业模块化和网络化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企业的竞争范围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了产业链，现代企业的竞争已演绎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对现有产业链关系不断进行动态调整或重新组合就成为必然趋势。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赵红岩认为产业链整合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整合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市场份额，获取垄断利润，并将产业链整合及其演进路径归纳为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模块化经济和网络化经济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在规模经济阶段和专业化阶段，产业链的整合方式是纵向一体化；在模块化和网络化阶段，产业链呈现线面结合的网状特征 [12] 。
Peteraf (1993) [18] 、Cai和Obara (2009) [19] 、Zschille (2015) [20] 等的研究证明，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行业内横向整合可以达到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效果。然而，对于产业间纵向垂直整合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果，学界并取得一致。李凯等(2017)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技术经济效率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等六个方面对垂直整合产生的原因及其经济收益进行了总结 [21] 。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通过垂直整合获取市场势力，通过提高进入壁垒、实施歧视性定价等手段对产业链上的非整合企业进行纵向控制，达到排斥竞争对手和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但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哈佛学派基于SCP分析范式，着重强调垄断势力导致的垂直整合会破坏竞争性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和市场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22] ；芝加哥学派则把价格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市场的基本工具，认为垂直整合是由效率机制引致的市场结构变化，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23] [24] ；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广泛使用非合作博弈方法分析企业策略性行为，发现信息不对称在产业链整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认为垂直整合既可能出于市场势力的动机，也可能出于效率提升的目的，应当通过动态博弈分析，综合权衡垂直整合行为的反竞争效应与效率增进效应 [25] [26] 。
交易费用理论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垂直整合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关。科斯认为市场组织经济活动是有成本的，企业内部也存在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企业的边界将取决于这两个成本在边际上的比较 [27] 。威廉姆森认为环境不确定性下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企业进行垂直整合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风险，提高企业绩效 [28] 。Klein et al. (1978)则进一步指出垂直整合在避免可占用性准租出现的同时，可以增加双方的投资效率，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29] 。
企业能力理论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从竞争优势内生的角度关注企业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认为垂直整合是企业通过相互协调、共享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策略手段。通过垂直整合，企业可以使其内部与外部一系列互补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进行组合，在提高整个产业链运作效能的同时，在管理、经营和财务等方面也产生协同效应，以能够改进生产效率，提高经营效益 [30] [31] 。
4. 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理论
在产业链具体表现形式的研究中，国外学者主要是立足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侧重将企业之间的价值链作为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企业间竞争范围和要求复杂化的背景下新兴的生产组织方式来分析产业链现象，重在解决产业链中企业的纵向整合或企业之间跨组织的资源组合问题。因此，在国外的产业链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价值链的思想。
国外产业链的相关研究，侧重价值链理论的应用。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企业的内部后勤、生产运作、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五项基本活动和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和企业基础设施四项支持性活动相互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这一价值创造过程就是企业价值链 [32]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建立在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之上，其后的拓展研究则进一步反映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及其与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如Kogut则通过分析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企业参与价值链某个环节的战略行为 [33] ，从而突破波特价值链仅限于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局限，开始了企业价值链向产业和区域层面的扩展；Kaplinsky在波特价值链模型中加入了公司之间联系的因素，形成了产业间价值链和产业内价值链的概念 [3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形成，波特后来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系统(value system)观点，认为企业价值链可以镶嵌在更为广阔的上下游价值系统之中去寻找企业的竞争优势，各个价值链环节可以进行有效的再分解 [35] 。
自克鲁格曼(1995)开启了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产业空间转移关系研究之后，围绕企业内部各个价值环节进行不同地理空间配置的研究不断出现 [15] 。如Freestra将全球经济中“贸易一体化”和“生产的垂直分离”联系起来，分析“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的产品生产环节全球配置的问题 [36] ；Arndt和Kierzkowski使用“片段化”来分析生产过程的分割现象，指出处于同一条价值链上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可以通过跨界生产网络组织起来，这一跨界网络可以在一个企业内完成，也可以由许多企业分工合作完成。跨界生产方式取决于产权分离情况：如果产权不能够分离，就采用垂直一体化进行跨国公司内部的方法进行跨界生产；如果产权能够分离，就采用外包等委托加工的方式进行跨界生产 [37] 。在这一阶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价值链片段化和空间重组，是提高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可或缺的手段之一。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价值链中各种参与者间的关系特征成为研究焦点。上世纪90年代中期，Gereffi等从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和体制框架四个维度，提出了由生产者和购买者二元驱动模式构成的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商品链理论认为价值链是按照价值增值活动的序列串联起来的一系列流程，这些流程或环节相互联系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产业组织。经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和采购商纷纷将核心竞争力领域以外的环节外包，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超越国家界限，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全球生产链体系，链条治理者对链条进行统一组织、协调和控制，国际和国内体制背景通过全球生产体系的节点对价值链产生影响 [38] [39] 。在2002~2003年度的《工业发展报告》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O)进一步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具体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消费、售后服务以及最终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40] 。
由于二元驱动模式不能很好地解释全球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之间的治理关系，Gereffi等在全球商品链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全球经济受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领先公司所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所左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链中的力量分布密切相关。领导企业掌握战略控制权，是全球价值链形成和进化的驱动者，拥有对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和管理力量，整个价值链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力量和治理结构。作为价值链治理者，领先的跨国公司立足自身优势往往占据价值链两端的关键性环节，并通过治理行为获取绝大部分价值，由此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利润分配 [41]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中，Humphrey和Schmitz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三种典型治理模式：网络、准层级和层级 [42] 。
5. 我国产业链理论研究主要特色与成果简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注意到产业链现象，开始进行产业链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升温，2002年以后成为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我国学者对产业链的认识角度各异，界定不一。李平等(2013)梳理发现国内有影响力的产业链概念多达30个，涉及产业关联度、生产过程、产业链的组成、产业链与价值链关系和产业链功能等多个视角。基于内容分析法，作者从30个产业链概念中提炼出“链网式组织结构、各产业之间、产业各部门之间、供需关系、最终产品/消费品、各个环节、产业关联关系、自然资源/原材料、价值增值”等9个高频指标，并将产业链重新定义为：产业链是各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各部门之间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以产业关联关系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由从最初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的各个环节组成的链网式组织结构 [4] 。不断涌现的产业链定义虽然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但是正是从各自的视域出发，许多学者开始了对产业链理论的研究，为建构完整、独立的产业链理论体系做出了可贵的尝试。纵观我国的产业链理论研究，除对现有产业链相关理论进行实证外，主要围绕产业链的属性、产业链的形成、演化与运行机理和产业链的整合模式与路径等方面展开，力图构建完整、独立的产业链理论体系的努力清晰可见。就现有研究而言，在产业链纯理论研究方面尚显单薄，但是已涌现一批基于某一(些)理论或面向特定产业(区域)的产业链模型构建成果。未来，一方面应在理论层面加强产业链一般理论的构建研究，另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在产业层面的研究，并整合针对特定产业(区域)的研究成果，向构建通用理论模型的方向迈进。鉴于文献数量较多及能力所限，仅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产业链属性认识上，以邵昶等(2007)构建的产业链“玻尔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成果最具创新性。邵昶等认为产业链具有介于企业和产业之间“夹层”的独特属性，正如光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一样，产业链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特殊产业组织，其结构也不是通常的产业纵向关联形式，而是类似“玻尔原子”结构式的企业关联状态，这种特性和结构决定了产业链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整合产业链，完成产业创新和实现产业价值 [6] 。“玻尔原子”模型将产业链条和企业链条纳入了同一个研究框架，提出了产业链整合的新视角，即根据产业链的“波粒二象性”调控产业链间的企业关系，促进产业链条的优化，特别是在企业之间形成“量子纠缠”，推动“量子跃迁”。
在产业链的形成、演化与运行机理研究上，吴金明等(2006)将企业、产业和区域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提出了产业链形成机制的“4 + 4 + 4”模型。其主要观点认为产业链由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构成，它们在相互对接的均衡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四维对接)；作为产业链形成的内模式，“四维对接机制”与作为外模式的“企业内部调控”、“市场结构和行业间的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的对接过程，即是产业链的形成和调控(四维调控)过程；作为外模式作用的结果，产业链有市场交易式、纵向一体化、准市场式和混合式“四种具体模式”。因此，产业链的形成是四维对接机制、四维调控机制和四种具体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43] ；刘贵富(2007)认为产业链运行的机制包括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竞争谈判机制、信任契约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这六大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共同作用于产业链，推动产业链的正常运行 [44] ；作为我国产业链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陈朝隆等(2007)探讨了区域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形成因素与动力机制，指出构建区域产业链符合区域经济系统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的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地域文化、产业技术、政策与制度、历史事件与机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市场拉动的驱动机制和自组织的运行机制是区域产业链的主要动力机制 [45] ；唐浩等(2008)认为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产业链将形成从初级向高级的动态演进趋势，经历初期的纵向生产链、中期的配套协作链、加快发展期的循环生产链、成熟期的供应关系链、蜕变期的文化价值链的过程 [46] ；刘烈宏等(2016)认为产业链具有基于价值动因、自组织、组织惯性和创新的内部演进动力机制和基于环境的外部演进动力机制，交易费用的降低、风险的有效规避、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专业化分工协作和技术创新知识是影响产业链演进动力的内部因素，产业链主体的区位分布、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则是影响产业链演进动力的外部因素，产业链演进包括“自创生”、“自扩张”、“自维持”和“自退化”四个阶段 [47] 。
在产业链的整合模式与路径研究上，郁义鸿(2005)将产业链按纵向关系分为I、II、III三类，将横向关系中下游厂商为生产者且两种中间产品是严格互补的情况归为第IV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产业链静态效率基准和社会福利基准，为产业链的竞争策略和相应的经济规制问题研究提供了基础 [48] ；芮明杰等(2006)基于对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模块化经济、网络效应的价值创造过程和知识共享的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型产业链价值创造和知识整合的差异，提出了产业链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深入探讨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以及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特别是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基础上，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构造了一个新的知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 [17] [49] ；杨惠馨等(2007)认为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决定分工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随着外部环境而变化的成本与收益促使产业链处于不断地整合过程之中，因此通过实施不同的产业链纵向关系可以实现不同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与整合 [10] ；程宏伟等(2008)认为产业链的本质是打破资源流动空间约束的一种整合资源的机制，产业链演化表现为在资源、资本与知识相互作用下上升或下降的非线性结构态势，资本与知识则在其中发挥决定作用。作为产业链演化的重要途径，产业链整合须从资源驱动型向资本与知识驱动型转变，而纵向、横向、侧向的三维整合路径实现了产业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网的演化突破 [7] 。李想(2008)将在模块化分工条件下形成的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链表达与组成方式的产业价值网络，称之为“网络状产业链”，认为模块化分工条件下网络状产业链的演化是由知识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过程，其在协调生产方面具有企业与市场双重性质，具有独特的价值生成机制，需要探讨包括价值生成机制、信任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内的运行机制 [13] 。
邹春燕(2011)的文献分析表明，我国关于产业链的应用性研究多于纯理论研究，理论性研究文献的比例不足1/3，涉及区域产业链和第三产业方向的研究不足 [3] 。此外，也可以发现关于产业链理论方面的探讨多集中在2010年以前，近几年相关成果较少，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会展产业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及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GD17XYJ1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科研创新团队(2018TD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