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省,是清代行政区划变迁史和地方行政制度变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1]。清代的地方行政建置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只是在清初将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置为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六省(清末的新建新疆、台湾等省一事另当别论)。但学界对陕甘分省的时间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有的甚至认为并无清初分省一事 [2]。其中,蓝勇认为康熙二年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二省 [3];吴万善认为康熙五年分省 [4];傅林祥先生认为康熙六年陕甘分省完成 [1];薛学林先生则认为是康熙六年或七年 [5]。以上各个观点中以赞成康熙六年分省的为多 [6]。而清初的陕甘分省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庆阳这个传统上隶属陕西(关中)的地区被划归甘肃。目前,学界对庆阳划归甘肃的原因还没有比较深入研究,只有一篇论文 [7]。本文拟探讨陕甘分省的时间与庆阳划归甘肃的因缘与后果。
2. 陕甘分省起止时间
行政区划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再进行的根据需要不断调整的常时性的工作。调整变更的内容很多,有建制方面的,如置、废、并、省或层级的升降格,有幅员的伸缩,有边界的改划;有行政中心变迁;有隶属关系变迁;有政区名称的改动等等。清初的分省即是如此,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2.1. 陕甘分省的开始时间
明代的布政使司辖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等8府、21散州、95县。但另一方面,到明代后,陕西又设有陕西、甘肃、宁夏、延绥四巡抚。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也设置了这四个巡抚。揆诸史实,又可以发现,清初是有意识的陆续废除了诸多巡抚,合并了左右布政司,使得一省最终只有一巡抚(有的无巡抚,由总督直辖)、一布政司(只有江苏是例外,多了个江宁布政司),一按察使司。以此而论,当清政府有意识的对陕西四个巡抚进行合并(即“宁夏归甘肃,延绥归陕西”[8]),只保留陕西、甘肃巡抚,即可视为分省的开端(因清代与明代不同,清代的督抚是一省最重要之长官,而不是布政使)。史载:“初置有延绥巡抚、宁夏巡抚各一人,康熙间俱省” [8],“(康熙元年)九月,裁延綏巡抚” [8]。所以,康熙元年(1662年)的废延绥巡抚可视为陕甘两省分省之始。
2.2. 陕甘分省的基本完成时间
那什么时候标志着其分省的完成呢?周振鹤先生提出:一个行政区划必须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 [9]。而一般说来,设立了行政机构也就有了人口与范围,所以在清代,当巡抚(对于不设巡抚之地,有总督亦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个主要行政机构完备且辖区与驻地重合,即可视陕甘其分省基本完成。
关于巡抚,史载:
顺治初,因明制,设甘肃巡抚,驻宁夏。宁夏巡抚旋裁。五年,徙甘肃巡抚驻兰州 [8]。
康熙四年乙巳五月丁未,裁凤阳、宁夏、南赣巡抚 [8]。
同时,甘肃巡抚设立于顺治三年 [8],又见前文所引史料,可知康熙元年的废延绥巡抚。所以,到康熙四年,陕甘四巡抚已经变为陕西、甘肃两巡抚。
关于布政使司,《清史稿·地理志》甘肃条载:
康熙三年,分陕西为左、右布政使司,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四府如故。六年,改陕西右布政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七年,又改甘肃布政使司,徙治兰州 [8]。
而《清史稿·地理志》陕西条又载:
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五年,改曰甘肃布政使司,移治兰州 [8]。
《清史稿》记载前后矛盾,《甘肃通志》与《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与甘肃条相同。又据可信度更高的《清会典》记载:“康熙二年,陕西省分设西安巩昌布政使司” [10],当以甘肃条记载为是,可以断定是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但移驻兰州的时间既不是康熙五年,也不是康熙七年,《圣祖实录》明确记载康熙八年十二月令甘肃藩臬二司由巩昌移驻兰州 [11]。所以,大致情况是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五年,改曰甘肃布政使司,康熙八年移治兰州(某些认为康熙七年分省的,可能是根据《清史稿》的错误记载)。
关于按察使,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添设“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员缺,命统辖平庆临巩四府,驻札巩昌府” [11],是年三月任命潘超先为首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 [11]。
由上可知,陕甘分省的大致为: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康熙二年,以右布政使司分管平、庆、临、巩四府,驻巩昌;康熙三年添设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驻地和辖区与布政使相同,并任命潘超先为首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康熙四年裁撤宁夏巡抚并入甘肃巡抚。(自此,甘肃巡抚的巡抚辖区与布、按两司辖区完全相同。)所以,当康熙四年甘肃巡、布、按三个主要机构已经完备并且辖区重合,并在此后保持长期稳定,可以看作分省基本完成。至于这一系列事情完结后,于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令甘肃藩臬二司由巩昌移驻兰州,只系省会变动,陕甘分省则已在此前完成 [11]。
3. 庆阳地区划归甘肃原因
庆阳之所以划归甘肃既是分省的大形势的需要,也有庆阳自身的因素。
3.1. 平衡二省实力
虽然元代已经出现了甘肃行省,但其建省时间短暂,并且没有真正实现区域内政治经济的整合,对清政府的陕甘分省并不具备参考价值(如清代陕甘分省时划归甘肃的四个府在元代均隶属陕西)。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共领西安、凤翔、平凉、庆阳、延安、巩昌、临挑、汉中八府及21属州。包括了现在陕西、甘肃、宁夏等省,面积较大。拆分陕西省等面积较大的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但同时,清政府的分省会力求平衡,不会使某一省过分削弱。于是,废延绥、宁夏两巡抚,并分别并入陕西、甘肃巡抚;并把西安、凤翔、汉中、延安、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八府平分给两省(从江南、湖广、陕西三省分置情况可以看出,基本都是均分各府)。
同时,分析陕西原来八府的情况可知,按照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即山川形变原则)以及自身历史渊源,比较靠西且相连的平凉、巩昌、临洮一般会划归甘肃;剩下的五府,西安是省会,不会划出去;同时,为了平衡,十分富裕的汉中和当时辖区很大的延安也不会划给甘肃(不能过分削弱陕西);只剩下凤翔与庆阳,而庆阳在历史上的与巩昌等地联系比较密切。在元代,庆阳、平凉、巩昌、临洮同属于巩昌等处总帅府 [12],明代的庆阳则归延绥巡抚管辖 [13]。清代沿袭明制,也设立了延绥巡抚,直到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并将其并入陕西巡抚。但也是为了平衡,康熙二年分陕西布政使司为左、右布政使司,把原属延绥巡抚的延安与庆阳分别分给两个布政司,以延安归陕西(左布政使司),庆阳归甘肃(右布政使司)。
3.2. 犬牙交错与山川形变原则的共同运用
陕甘分省总体说来是运用“山川形变原则”,但是由于,“陕西重地,天下之重轻系焉” [12],所以也运用到了“犬牙交错原则”。当时的陕西北有长城,南有大巴,东有黄河,三面皆险,对关东各地形成天然的俯攻形势,西面的庆阳地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为兵家重地。秦代的驰道和驰道均经过此地,丝绸之路有一段也途经此地(即陇西线北线),隋唐时期的多次行军路线途径此地(如杨素多次出“灵武道”击败突厥时,李世民统一宁州时,唐肃宗去灵武时),北宋与西夏进行“茶马贸易”时一般也途径此地,明清时途径这里的驿道就有五条,并修建了多处驿站 [14]。同时,史载:
(庆阳)府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其地山川险阻,风俗劲勇。汉武拓境开边,北地良家子奏功尝最。晋弃其地,关辅日以多事。及氐羌运终,赫连奋臂,冯陵之祸,多在斯土。岂非以岭塞高卬,下临三辅,有建瓴之势欤?……唐时以邠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每西北发难,控扼之备未尝不在庆州也。……明自河套有事,花马池尝为重地。敌入灵、韦,掠环、庆,犯平、固,皆以花马池为捷径。故恒以重兵驻守。又西为小盐池,则庆阳至宁夏之要道也。……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所资以为固。此庆阳之患,比他郡为倍亟也。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15] !
可以看出庆阳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控扼陕甘乃至西北的兵家重地 [7]。因而,庆阳越重要,就越不能让庆阳归属陕西。将庆阳划归甘肃,就可以使得陕西不能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使其不能割据(亦有鉴于明末农民多在陕西起义这一因素)。同时,检索分省后的地图可以发现,庆阳成了甘肃最东的地区,凸进了陕西的腹心之地——关中,使陕西如鲠在喉,使陕西地图看上去像是在其西部缺了一块,这样有利于中央集权。
3.3. 肥瘠搭配
清初的分省主要是江南省分为江苏与安徽时使用了肥瘠搭配原则,但是陕甘的分省也有这一原则的使用,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庆阳划给比较贫困的甘肃即可体现着一点。庆阳隶属黄土高原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陇东高原,有“陇东粮仓”的美誉,其所辖的董志塬更是有“天下黄土第一塬”的美称,农业条件相对优越 [16],小麦、黄花菜、药材等丰富,所以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庆阳划给甘肃,一方面既可以削弱陕西,另一方面又可以加强相对落后的甘肃的实力。
4. 结语
陕甘分省,并将庆阳划归甘肃,既断绝了可能存在的分裂割据因素,又使经济比较落后且历经长久战乱的甘肃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巩固与稳定西北做出了贡献,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利于庆阳的经济文化发展。
4.1. 有利于西北的军事作战
陕甘分省,增强了作为交通要冲的甘肃的实力,便利了清朝的西北方面的军事作战。在分省不久,三藩之乱发生。驻防固原,镇抚陕西和甘肃东部地区的陕西提督王辅臣依附吴三桂,以位处陕甘要冲的平凉为根据地,攻占了兰州、庆阳等地。而驻守甘肃的张勇等人则积极支持政府平叛,对王辅臣叛军发动进攻,迫使王辅臣归降。然而,这离不开陕甘分省的作用,正是陕甘分省,陕西提督无法全面控制陕甘兵力,才使得清可以迅速平叛,使西北地区的局面得以稳定,对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开始,历经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对西北长期用兵,平定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叛乱,都以陕甘为军需供应基地,并以驻扎陕甘的绿旗、八旗为主要军事力量。陕甘分省,将庆阳等相对比较富庶的地方划归甘肃,增强了甘肃的实力,为平准战争前线的清军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与军事支援,有效地遏制了准部的内犯,为清朝最终平定准部、收复新疆做了重要贡献 [17]。
4.2. 确保了陕甘的长期稳定
正如前面所说,陕甘分省,庆阳这一交通要道划归甘肃,使陕西很难形成完整的防御区,没有了割据条件,达到了所谓的“力量均势”。于是,自清初到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的近二百年间,除了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及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陕甘一带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从而使陕甘保持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稳定局面。这种长期稳定的局面在陕西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是秦汉以至隋唐、宋元乃至明的统治都不曾有的(当然,这并不完全归功于此,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4.3. 庆阳衰落
陕甘分省,庆阳划归甘肃,对整个大的政局和甘肃有利,但却导致了庆阳的文化和经济的长期衰落。庆阳划归甘肃,脱离了关中的经济文化圈,在甘肃又处于相对偏远的东部(因距离省会兰州较远),交通不便,远离政治中心,失去了原有的地缘优势,成为甘肃的边远地区,这对庆阳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科举时代,进士的多寡,与一个地区文化发达与否相有很大的一致性,是一个地区文化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庆阳在明代的进士数量位居甘肃地区第一,有49人之多,并且有李梦阳这样的文学领军人物(明代前七子的领袖)、有殿试“榜眼及第”的景清、有在书法界享有“南董北米”之誉的米万钟这样的文化名人。而整个庆阳府有清一代只有20名进士 [18],并且排名不高。
康熙时三藩叛乱,陕甘地区虽非战争的中心区,但由于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尤其是其曾经攻占过庆阳,给庆阳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三藩之乱平定以后,清廷西北又开始对准噶尔用兵,正如前面提及的甘肃为平定叛乱做了有力的后勤支援,作为兵源和军需之地,必然会加重甘肃地区的徭役、赋税、兵役的负担(尤其是庆阳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19]。同时,庆阳是甘肃回民人口最主要聚居区之一,“由固原北至宁灵将及千里,东至庆阳西至靖远亦在数百余里之遥,其中仅盐茶一城,地势辽阔,一片回村,虽有汉民,不及十分之二三” [20],民族问题复杂,发生了多次回乱,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综上可知,清代政府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矛盾,防止地方势力膨胀,采取了分省措施,康熙元年废延绥巡抚为陕甘两省分省之始,康熙四年陕甘分省基本完成。在平衡原则、犬牙交错原则、山川形变原则、肥瘠搭配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庆阳由于经济、地理、历史等原因被划给了甘肃省。分省后的甘肃行省的版图以元代甘肃省为基础外加陇东(即庆阳、平凉等地)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行政区域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河西地区原有的山川形势。同时,与明代的甘肃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地位不同,清代的甘肃地区已经由“边地”转变为“内省”,既断绝了可能存在的分裂割据因素,又使经济比较落后且历经长久战乱的甘肃有了一定的发展,为巩固与稳定西北做出了贡献,有利于甘肃的稳定,支援了平准之战。因此,分省后的陕甘二省保持了长期稳定,并为平准之战等军事行动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为此做出了贡献的庆阳地区的经济文化则陷入了衰落。甚至时至今日,仍有人主张将延安和榆林与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和平凉划归在一起 [2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