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侗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侗族人民凭借着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而很早便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成为了日本学界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视角。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就深入到湖南、贵州、云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 [1],其1906年发表的《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论文中,如实地记录了生活在中国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和贵州汉族的风俗文化,并对侗族干栏式民居进行了比较研究 [2],从而正式拉开了日本学界研究中国侗族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日本学者得以能够深入到西南腹地展开细致入微的踏查,对侗族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系统化、深度化及多元化的趋势。
因此,本文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为主线,搜集与整理日本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有关侗族研究的科研课题、学术论文及专著等文献资料,对这些史料信息进行数据量化分析和译介述评,以期解构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内容焦点和趋势特征,把握海外侗族研究的整体貌相,为国内学者研究侗族提供他者视阈下的跨文化思考和基础性资料 [3]。
2. 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焦点内容
通过对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文献梳理,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侗族歌谣、民族建筑、民间信仰、少数民族教育及观光旅游方面。
2.1. 日本学界侗族歌谣研究
侗族歌谣是侗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是日本研究侗族的焦点内容之一。辰巳正明、舟木勇治等人曾对日本的“秋田县金泽八幡宫传统对唱”“奄美的八月歌”及中国贵州南部地区的侗族“大歌”及“行歌坐夜”展开了实地调研,期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邓敏文及贵州民族学院名誉教授吴定国的支持,发表了《贵州省南部侗族的大歌及仪礼的性格》 [4]、《侗族民歌对唱形式的种类及韵律》 [5]、《贵州省南部侗族的萨岁祭词的性质》 [6]、《中国贵州省南部侗族的祭祀与祭词——萨岁的祭祀调查报告》 [7] 等论文,并出版了专著《对歌——探寻情歌奇祭》 [8]。研究以中日比较文学的视角,系统分析了中日在民族祭祀、生产劳作等社交集会场合下的对唱歌词,总结了东亚文化中歌谣对唱的基本状况,详细揭示了中日对歌系统的形成路径,指出“歌路”是理解东亚情歌文化最有效的原理,而情歌中的恋爱具有模拟性质 [9]。
星野纮、薛罗军从音乐学的角度对侗族歌谣展开了研究。星野纮于2009~2010年先后深入到贵州侗族地区,调查了侗族歌谣的多声部合唱,发表了《中国侗族与日本对歌的多声部合唱的由来》 [10] 《采访中国侗族的多声部合唱》 [11],对侗族歌谣的多声部合唱进行了音韵学上的详细解析,追溯了侗族歌谣与日本对歌中的多声部合唱的历史由来。
薛罗军从1988年开始介绍侗族音乐到日本,经过对中国西南侗族村落长达十年的实地调查,系统解构了侗族音乐的形成、分类、历史演变、社会功能以及传承方式,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音乐—音乐的分类及侗族歌师的社会地位》 [12]、《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生活与音乐》 [13]、《从侗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田野记录看民族艺术学的诸相》 [14] 等论文,并出版了《侗族音乐文化的静态和动态》 [15]。他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尽阐述了侗族音乐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生命张力,为侗族歌谣在日本的传播和展演做出了积极贡献。
牛承彪作为日本学界侗族歌谣研究的集大成者,从文学、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等多视角出发,对侗族歌谣文学、侗族大歌的生态、歌师的社会地位、侗族对歌习俗的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揭示了侗族各地区歌谣传承的实态和整体貌相,探明了其形成、发达的要因及影响因素 [16]。在侗族各地调研过程中收集的大量丰富的录音、录像、照片和文字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先后主持了《中国侗族歌谣的实态调查与传承研究——以<歌师>为中心》 [17]、《中国侗族大歌的生态研究——以“鼓楼大歌”“行歌坐夜”“歌会”为对象》 [18] 及《在礼仪中对唱的作用研究——中日国际比较视角》 [19] 三项日本国家课题,发表了《中国侗族的稻作作业歌及其风土——以贵州省黎平县岩洞寨为例》 [20]、《侗族“大歌”的歌词》 [21]、《歌谣的两个“场”》 [22] 及《中国侗族对歌的传承实态:以北部方言地区为例》 [23] 等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中国侗族歌谣生态记录与研究》 [24] 和《中国侗族大歌生态研究》 [25] 等学术专著。身为留日学者的牛承彪,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逐渐形成了以侗族歌谣为研究中心的学术谱系,成为了日本学界侗族歌谣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2.2. 日本学界侗族建筑研究
侗族建筑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土田充义、冈田知子及片冈靖夫三人,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侗族的建筑产物和居住环境,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1998年,鹿儿岛大学工学部的土田充义教授在湖南大学建筑系柳肃、曹麻如、巫纪光等教师的协作下,对湖南苗族、侗族、瑶族、土家族民居和住宅形态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考察湖南新晃县侗族民居时,土田充义用图文并茂和数字化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侗族民居的结构特征,剖析了侗族集体住宅在分布形态上的规律性,发表了《从湖南省新晃县侗族民居中的火炉使用法看侗族的生活方式——亚洲文化圈的民居和集体居住形态研究19》 [26]、《关于湖南省新晃县侗族及周边少数民族居住平面图的研究——亚洲文化圈的民居和集体居住形态研究20》 [27]、《从居住习惯看湖南省苗族·土家族·瑶族民居的差异》 [28] 等系列成果。
冈田知子从多国比较的社会学视角研究了中日韩三国的集体住宅文化,以广西合善侗族村落为代表,对侗族住宅的形状、栋梁方向、共同生活空间进行了建筑学意义上的细致调研,指出东亚集体住宅中明确存在着一种凝结村落居民的共生组织——中国侗族的鼓楼和韩国的宗家与祭室。冈田知子与伴丈正志及松尾有平等人于2005年,相继发表了《中国广西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从东亚的集体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1)》 [29]、《中国广西侗族村落住宅的空间构成:从东亚的集体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2)》 [30]、《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6)》 [31]、《广西壮族自治区侗族的住宅和村落构成要素: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住宅文化看共生组织(7)》 [32] 等系列研究成果。
片冈靖夫曾于2006~2007年间三次带领中日合作团队深入到广西和贵州侗族地区,采用先进的仪器设备对侗族传统建筑物的建造结构进行了精密勘测与解构。于2007年发表了《中国侗族杉木传统木造建筑物的研究第1报》 [33] 《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干栏式结构下传统木造建筑物的构筑体系研究》 [34] 等论文,出版了专著《建筑与社会Ⅲ中国少数民族侗族的建筑和社会》 [35]。
如果说土田充义是将侗族建筑放置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整体框架下进行的综合考察,冈田知子是从社会学角度将侗族建筑置于东亚集体住宅文化下进行的比较考察的话,那么片冈靖夫对侗族建筑的研究则是一场独立于西南少数民族和东亚文化圈范畴的专题考察和对侗族建筑物的本体研究。
2.3. 日本学界侗族民间信仰研究
21世纪后,侗族传统民间信仰才开始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兼重努作为日本学界风水研究的第一人,曾发表《从鼓楼·风雨桥看侗族的风水民俗(特集风水的历史与现代)》 [36]、《盗取风水:西南中国侗族的事例》 [37]、《风水文化圈中水的意义:西南中国侗族村落社会的事例》 [38]、等系列论文,从侗族典型建筑物、村落地形特征、村落选址、水的寓意、各地区萨岁神的性格差异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侗族的风水思想和风水民俗,从而开启了日本学者侗族研究的崭新领域。
日本民俗学家的小川直之发表《“依代”的比较研究》 [39] 一文,将贵州侗族的萨岁祭祀和韩国全罗北道蝟岛的愿堂祭进行了比较研究,系统论证了两国迎接神灵的“依代”“招代”的概念差异。此外,留日学生黄洁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县和湖南省通道县实地考察,详细介绍了侗族的“架桥”习俗、萨岁信仰、灵魂观及功德观念,发表了《从近现代中国侗族的事例看政策性移动的村落风水传说与实践》 [40]、《符鬼:西南中国侗族的依代信仰》 [41] 等论文,从现代留日学生的视角将侗族的民间信仰译介到日本,进一步丰富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资料。
2.4. 日本学界侗族教育研究
日本学界关于侗族教育的研究主要以留日学者为主。20世纪末薛罗军发表了《从中国侗族的事例看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教育》 [42] 一文,分析了1980年以后实施的新教育课程模式对侗族学校教育的影响,考察了侗族社会教育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
21世纪后,金龙哲从侗族歌谣的教育课程化视角对侗族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及学校教育:以侗族歌谣教育课程化的尝试为中心》 [43] 和《关于教育课程化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取舍选择的考察:以侗族的“歌谣进教室”为例》 [44]。他还主持了日本国家课题《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课程化的比较教育学研究》 [45],在研究中首先调研了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小学和黎平县三龙小学开展的侗族大歌传承教育活动,考察了率先将侗族大歌引入教育课程的榕江县车民小学的组织结构,整理了文化传承负责人的生活事例,了解了以侗族大歌为核心的传统艺术导入学校教育的情况,明确了侗族新创文字的使用状况和地位,指出在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课程化过程中文化选择是关键。
2.5. 日本学界侗族观光旅游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进入大力发展民族观光旅游的阶段,长期致力于侗族研究的日本学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其中,兼重努发表了《从中国广西三江侗族·程阳景区的事例看民族观光开发和当地居民的应对情况》 [46]、《从西南中国的少数民族侗族的事例看文化资源的变容》 [47] 等论文,以广西三江侗族程阳景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历时性地考察了当地侗族旅游开发的概况及观光开发对当地侗族居民带来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分析了观光资源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发挥的功能与意义。
坪乡英彦和金裕美则从工艺品开发的视角对侗族的观光资源进行了考察。坪乡英彦在《中国贵州省苗族侗族的工艺品资源的活动》 [48] 一文中,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家具、木工及竹工艺品在观光开发中的应用问题。金裕美发表了《从民族观光地区的工艺品销售看女性的连接性: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侗族的事例为基础》 [49],分析了侗族地区工艺品开发销售过程中当地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绪川弘孝在《贵州的民族观光地和观光地区的生命周期论》 [50] 论文中提到,在贵州省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下,从观光经济学的角度实地调研了贵州苗族和侗族观光开发较为成功的地区,并运用观光地区生命周期论的理论探讨了贵州省内各大观光地区的发展定位,分析了各大观光地区发展成功的要因及尚存问题。
3. 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特征
通过对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译介和梳理发现,日本学界在对侗族的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势。
3.1. 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与焦点性
日本学界对中国侗族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建筑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日本学界对中国侗族的研究逐渐得到多元化发展,开始涉及民族文学、民俗学、音韵学、教育学、文化人类学、旅游学、建筑学、服饰学及地域研究等多领域内容。从总体上来看,日本学界关于侗族的研究仍具有焦点性特征,主要集中以歌谣和建筑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社科领域。
3.2. 研究成员的国际化与协作性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无论是在日本学界的侗族国家课题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中,还是在各类学术论文和专著的作者中,都能发现大量留日学者的身影。留日学者的侗族研究不仅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反映出留日学者逐渐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同时还体现出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国际化趋势。此外,日本学界侗族研究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既离不开中日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更离不开或民间或政府层面的相互支持与援助。
3.3. 研究方式的田野化与实证性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有所改善,但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欠发达的经济条件却客观上加大了日本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难度。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三省交界处,环境相对闭塞。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仍坚持深入到贵州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湖南的新晃县,广西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地区进行潜心调研和实地考察,并对侗族歌谣、建筑、信仰、教育及观光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也反映出日本学者重视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实证性。
3.4. 研究成果的深入化与发展性
在梳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系谱和课题研究内容时发现,日本学者在进行横向多元化拓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对先行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化挖掘。2010年以前的侗族研究主要以建筑文化为主,此后侗族歌谣、民族观光、民族教育、民间信仰开始备受关注。其中土田充义、冈田知子、片冈靖夫等日本学者相继从不同视角对侗族建筑文化展开的研究,牛承彪和金龙哲等留日学者对侗族歌谣、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的系列化课题研究,都充分体现出日本学界在侗族研究成果上的深入化和发展性趋势。
4. 结语
本文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学术成果为线索,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内容焦点与学术特征,并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和概述,为国内学者的侗族研究提供了他者视阈下的跨文化思考和与基础研究资料。在日本百余年的侗族研究进程中,新老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传承与创新,细致入微的文献考证与史料梳理,深入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与现代化记录手段的积极应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同时历时梳理近百年来日本学界侗族研究的丰硕成果,并对其译介和述评,揭示侗族形象和侗族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海外的多维展演与接受情况,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符合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
基金项目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学者侗族研究文献考述”(GDWY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