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  >> Vol. 8 No. 4 (April 2019)

    1920年代初岭南大学南风社的思想世界——以1920~1923年的《南风》杂志为中心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Nanfeng Society of Lingnan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20s—Focusing on Nanfeng Magazine from 1920 to 1923

  • 全文下载: PDF(493KB) HTML   XML   PP.648-654   DOI: 10.12677/ASS.2019.84092  
  • 下载量: 64  浏览量: 114  

作者:  

孙令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1920年代初学生思想《南风》杂志文学革命Early 1920s Students’ Thought Nanfeng Magazine Literary Revolution

摘要: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出版潮”。岭南大学的《南风》杂志于1920年诞生于这一潮流之中。其作者和编者,主要是岭南大学南风社的学生。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社会各个方面,并关注时事。在1920~1923年出版的《南风》中,体现出了南风社中人既深受时代的影响,又在某些问题上与“主流”着一定的距离。而从《南风》作者讨论和批判的一些现象中,也可观察到当时思想界的一些潜流。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China set off a “publishing tide”. Nanfeng was born in 1920. Its au-thors and editors are mainly students of Nanfeng Society of Lingnan University. It covers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economic, educational, religious and social aspects, and pays attention to cur-rent affairs. In Nanfeng published in 1920-1923, it shows that the people in Nanfeng Society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r away from the mainstream on some issues. From some phenomena discussed and criticized by the author of Nanfeng, we can also observe some undercurrent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 at that time.

1. 引言

“五四”事件之后,中国出版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而学生在这一“出版潮”中扮演了重要了角色,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之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或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 [1] 众多的期刊既为众多学生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为这一时期涌入中国的众多思想提供了传输的渠道。周策纵指出:“这些新期刊……将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介绍给普通公众,并且作为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多成为社会、政治或文学方面的重要人物。” [2] 对于此一时期的众多期刊,学界早已有所注意。但研究者多从研究某一问题出发,在期刊中摘取只言片语,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还有一些研究,则力图从众多的期刊中找寻此一时期学生思想的普遍性。这些研究当然自有其重要性,但若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某一期刊,或可从个案之中听到一些“主流”之外的声音。

基于此,本文拟以岭南大学南风社创办的《南风》杂志为基础,探究1920年代初岭南大学南风社学生的思想世界。笔者所见《南风》期刊共19期,时间跨度从1920年4月直到1949年。不过,在其中存在着不少缺失,且由于大学内的人事变动等原因,期刊内容前后变化较大。相对而言,1920年至1923年杂志初创期出版的五期杂志出版时间较为集中,作者群变动不大,保存也较为完整。所以,本文所依托的材料主要为这五期杂志。

《南风》杂志是岭南大学的一本学生刊物。其作者和编者,主要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岭南大学的前身是美国传教士1888年创办于广州的格致书院。1903年,格致书院改名Canton Christian College,中文校名亦改为岭南学堂,是为“岭南”用作校名之始。到了1920年代初,岭南大学的教育水平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当时的岭南大学学生甘乃光写道:“但他在大学中的位置,在国内可以直插北京国立大学的班……在国外,则美国最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耶路大学、哈佛大学、支加高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其余十余间,都已经承认为有同等程度的大学。” [3] 而南风社正是此一时期中岭南大学内的学生社团,《南风》也是于1920年4月正式创刊。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南风》杂志中的一些作者在走出校园之后逐渐成为了学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如上文提到的甘乃光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内的重要官员,再如陈荣捷后来成为了朱子学方面的专家,还有后来担任过北大史学系系主任的陈受颐,等等。

《南风》杂志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社会各个方面,并关注时事。从其中的一些口号和主张而言,这份杂志在当时称不上是独一无二。故而《南风》并非在潮流之外的一座孤岛。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处在潮流之中的个体也并不总是千篇一律。通过对一份并不算“典型”的杂志的研究,可能并不能把握住当时学生亚文化的潮流走向,但或许能够听到一些被潮流淹没的声音,对当时的学生思想有更为深入的理解。此外,这些当时尚处于居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常常能够观察到一些更“边缘”处的思想生态 [4] 。透过这些学生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思想和理念在向底层传播时产生的流变,而这些流变往往又偏离了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本意。当然,这种流变所呈现出的样态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所凭借的五期不连续的杂志提供的信息有限,无法支撑全面的探讨。但也能透过这些有限的信息去看到当时思想界的一些不同面相。

2. 如何“改造”:学生们的思想资源

五四后的新期刊以“改造”作为其口号者不在少数,《南风》也并不例外。在其创刊号的《本志宣言》中即提出“我们相信中国学术,应该改造”。实际上,从杂志的内容中来看,改造的内容并不限于学术,而是涉及到宗教、社会与文学(详后)等各个方面。改造的主张无外乎输入西方学术、宗教解放、自由恋爱和男女同学等。且由于《南风》“取公开研究态度”,所以其中也刊载了学生们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辩论。本章拟从学生们的这些主张和辩论的论据中透视学生倾向于采用怎样的思想资源。

若从中西的视角来看,学生们的思想资源大都从西方而来。杂志中有多篇文章是对西方学者学说的介绍,其中有费希特和尼采等人的哲学,还有一些心理学和动物学等方面的学说。对于这些学说的介绍,也是学生们改造中国学术的主张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思想很少为《南风》的作者所提及。

在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之中,有两个关键词很值得注意:科学和进化。在《南风》第二卷第二号中,刊登了两篇有关于宗教的文章,其标题颇耐人寻味。它们分别是宗教进化的大略和所谓宗教与科学之冲突。从这些标题和文章内容中看,《南风》的作者们试图从进化和科学来对宗教进行重估,并提出改造宗教的主张。其实不仅仅是宗教,在提出其他方面的改造主张时,《南风》的作者们也多以进化和科学作为其立论的根基。甚至在因对于改造的意见不同发生辩论时,科学和进化也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

刊载在《南风》第一卷第二号中的两篇文章很能说明“科学”与“进化”在《南风》作者群之中的地位。这两篇文章分别为施畸的《再论“男女之结合”》和陈公辅的《与施畸君讨论“男女之结合”》。两篇文章都支持自由恋爱,但前文对于自由恋爱较为乐观,后文则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行自由恋爱不大现实。不过,两篇文章都以科学和进化支撑其论点。如前文中在论述自由恋爱的合理性时即引进化的观点:“人类既是进化的,兽性又是渐渐淘汰的,那么这人性之发展,能不承认他吗?自由恋爱的男女结合,既是人类底发展。又怎能够不提倡他,讨论他呢?”此外,他还用电子的理论来论证他的观点:“宇宙是电子的结合体,电子是两性的,人是宇宙间物的现象之一,自然也是电子的集合体,也是两性的了。……那么男女结合,自是以‘合物理原则’的为适当了。换句话说,就是‘自由恋爱’为适当了。”而再看后文中陈公辅的驳论,他对人类是进化的这一点同样深信不疑,认为:“‘人类是进化的’这句话,若说出来无论小孩子也承认的”。但他从进化的速度和方向上,对施畸的观点提出反驳。他认为:“人类的进化是极缓的。……施君以为人类进化是甚速的,未免差了一点。至于人类的兽性已是渐渐淘汰去的,更是凭空的说话,没有证据。”而对于施畸所用的电子理论,他的评论也只是“太过机械”,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其科学性。而且他认为:“结婚一事,酷似政治,当然成一科学。”从二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进化和科学已经成为双方共同认可的公理,是双方在思考和论辩时共同使用的思想资源。虽然在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欧战使得部分作者对竞争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在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以前所抱之人类竞存主义,经过此次大战后,知此主义之不足恃”;但他们对于进化的大前提仍采取认可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即认为国际联盟能够“谋人类之进化” [5] 。

总之,这一时期的《南风》作者们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所引用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但透过这些理论来看,科学和进化的话语显然在《南风》的作者群体中处于强势地位。改造方案之提出,多因为其代表着进化的方向。西方理论之引进,多因为其所具有的科学性。认同科学和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南风》作者群体讨论问题的前提。在这一大前提下,西来的各种思想和理论被《南风》作者群体奉为圭皋,中国学术则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不再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3. 改造文学:白话与引进西方文学

前文已经介绍过,文学也是学生们想要着手去改造的一个领域。将文学单列为一章,一方面是因为有关文学的讨论以及《南风》作者们自己创作的文学在杂志中占据了较大的篇幅,比如第一卷第四号这一整期即为西洋诗的专号。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想要探究岭南大学的学生们对于“文学革命”究竟持有怎样的态度。

首先,对于白话这一问题而言,《南风》的作者和编者总体上倾向于白话,但也给文言留了一定的空间。不过这一空间并不很大,在《南风》创刊号首页的本志启事中编者即声明:“来稿须用浅显文言或白话为限”。在《南风》中也能看到一些较为激进的观点。如施畸在《我的白话文章观》中即批评胡适、陈独秀和钱玄同等人提倡白话不够有力,他认为“文章只有用白话,用文言就不对。人类间就没文言文生存底地方” [6] ,从而主张彻底消灭文言文。不过从杂志中发表的各种文章来看,多数文章用白话写成,但也有一些文章文言的痕迹较重,如创刊号中温耀斌的《婚姻杂话》。在《南风》中发表的文学作品,也以白话小说和新体诗为主,但也有很少一部分旧体诗得以发表。可以看出,虽然有一些较为激进的呼声,但“旧文学”并未被《南风》完全拒斥。

除了对于白话的使用和讨论之外,《南风》还对研究和引介西方文学十分重视。至于研究目的,陈受颐在《美国新诗述略》中表达的很明白,即“看他们究竟有长处没有,有帮助我们本国文学的功能没否” [7] 。因此,《南风》作者们的着眼点还是改造本国的文学。为此,《南风》的作者们做出的主要努力有介绍西方的诗人和作家、翻译他们的文学作品以及介绍西方文学的一些思潮。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篇《西班牙情诗选译》之外,他们研究和引进的西方文学几乎都来自英法美三国。如对英国诗人雪莱、勃朗宁夫妇、叶芝等人的介绍,对法国作家雨果的介绍以及对美国新诗的研究和对欧·亨利小说的翻译等。这或可表明《南风》作者们研究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所在。而上文已经提到,这一时期《南风》的作者中不乏日后成为具有一定权威的学界和政界精英者。所以,英法美的一些诗人和作家在中国享有的崇高声誉和这些学生可能也不无关系。

可以说,无论是白话还是介绍现代西方文学,这些学生们都并非首倡之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可以被称作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岭南大学的追随者。但也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于文学革命的观点已经比他们的“老师”更为激进。此外,这些“预备精英”在引进西方文学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同样不可忽视。

4. 《南风》与“典范转移”

罗志田曾以1923年12月北大进行的民意测量的结果,来讨论当时国人心中榜样的典范转移。根据投票结果反映出的“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他认为当时“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 [8] 而在当时“可以直插北京大学班”的岭南大学中,这种典范转移起码在《南风》中体现的不甚明显。

首先,从文学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南风引介的西方文学几乎都来自英法美三国,这一点前文已详。而俄国的文学在《南风》中则很难找到。另外颇可关注的一点是,19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思想已经由陈独秀等人引入中国。但在这一时期的《南风》中关于马克思、列宁以及社会主义等思想几乎是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表现出《南风》对于这些偏“左”的思潮的态度。而关于威尔逊,此前多认为他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后,由于在山东问题上对中国的“背叛”,其声誉大大受损。但在《南风》中可以看到,1920年时发表的文章仍在引用威尔逊的演讲作为论据,并且认同于威尔逊所讲的“平民主义” [9] 。关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被神化的过程,已有学者进行探讨 [10] 。而从这一个案中或可看出偶像非一天所能建立,也并非一天所能摧毁。威尔逊及威尔逊主义的影响是有其持续性的,哪怕是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这样的事件之后。

此外在对待主要由英法美主导成立的国联的态度上,《南风》中也有作者表现的十分热情。在第一卷第二号中刊载了王吉兆一篇文章,名为《万国联盟与国际经济之关系》。在文章中,他认为国联成立之后,各国均会“竭力于建设,由是实业频兴,通商日盛,农不患有余粟,工不患无利器,国际贸易日益发达,经济景况自然丰裕,而人类可免痛苦之忧矣”。虽然有论者认为,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理想已不再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 [11] 。但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所期望的仍是“公理伸张”和“人类共存”,与五四时期的“公理战胜强权”大致相同。

需要承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南风》中专门讨论典范及表达对政治人物态度的文章很少。这些作者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岭南大学学生甚至南风社也有待考察。不过,它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反映在这一时期部分学生心目中的“典范”。这部分学生没有“与时俱进”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与岭南大学的教会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是这种典范转移在地域上存在着差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学生的思想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资料所限,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了“第二伟人”,他和他代表的美国典范影响是没有因巴黎和会而中断的。随着这批学生的成长和社会地位上升,其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毕竟“少数派”在掌握了权力和资源后其力量也不容小觑。而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预备精英”在日后做出的一些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或可从这时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5. 南风社外:“余光”所及之处

《南风》的出版依托于岭南大学南风社,而学生结社多出于志同道合。从《南风》上发表的文章来看,学生们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大部分的主张和观点都有着较强的同质性。不过,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的“早期的学校和学生的程度都相差甚远,同一学校的学生有时已不可同日而语,异地异校的学生更不能一概而论。” [4] 具体到南风社而言,这就意味着南风社外的思想界,无论其是否在岭南大学校园内,都可能是别有洞天。对于这一时期南风社外的世界,仅通过几期《南风》杂志很难全面的把握。不过,由于在一些文章中,透过作者的“余光”,或许能找到这个世界的几块小拼图。

上文已经提到,《南风》作者们的思想资源大多从西方而来。但若把眼光放大到岭南大学内,问题似乎更为复杂。甘乃光在一篇介绍经济书籍的文章中提到:“我见了许多青年,对于学问前途非常猛进,有些是无论古今中外无书不读的,有些是专读旧书的,有些是专读新书的,更有些是专攻一家的。但是他们博览群书的结果,于学问上未尝给他一个比较的明了观念,反而混乱起来。” [12] 甘乃光提到的青年既有其学问前途,则其所指应为岭南大学中的学生。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岭南大学的学生在“学习何种知识”这一问题上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当时学生思想混乱的一个缩影。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阅读的不同所造成的知识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很可能造成学生这一群体的分裂,而南风社有可能就是这种分裂的产物。

此外,在文学方面,《南风》作者和编者们的整体立场前文已详。但从他们所批判的一些现象来看,时人对于“文学改革”的理解也是多有歧异。如陈受颐所观察到的:“好说文学改革的人,其中有一小部分,未有透澈的了解,竟以为用‘的’字代‘之’字‘者’字,用‘吗’字代‘乎’字,就算是新文学。” [7] 至于陈受颐所提到的这部分人究竟是不是少数,很难查考。但这种肤浅却也直观的认识很有可能就是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文学改革”。而在施畸的观察之中,当时用白话做文章的人中有“一派是利用这个机会,以掩其不会作文章底丑,或避学文章底难。……这一派大半学生居多数”,还有“再一派是时髦人物。这种人凡社会上出了什么新的动作,都是有他。” [6] 这部分说明了为何白话对学生存在着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白话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参与“文学革命”的弄潮儿鱼龙混杂。此外,从《南风》中也可看到出版界的一些情况。在第二卷第三号的编辑者言中,作者观察到“销售最广,种类最多的,通是最无聊,最卑鄙,最易陷意志薄弱的人于污浊的故事……书里的取材,大半是私娼的生活,和不正当的结合,而市侩性的书商,还说是‘顶好的写实小说’,故意强用新名词,来达到他们渔利底唯一目的。”而书商这种有意的曲解,则造成了“不问是非的人们,还以为这些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以为写实主义也不过如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西来的新名词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流变以及出版业对于这种流变产生的影响。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这些“污浊”的故事正是文学革命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重要媒介。

以上诸端都非作者在其文章中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均可视作其“余光”所及之处。但这些旁及之处就像一扇窗户,使我们能看到南风社外的一些景象。其视野所及,有边缘知识分子,也有比边缘知识分子更边缘者,如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一般人。从中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在学习对象上的混乱。也可以看到,身处边缘和更边缘者对“新文学”和一些新名词的理解。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业和书商在新思想和新名词的流变过程中产生的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在考察更边缘处的思想生态时,出版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6. 结论

以上只是对1920年代初一学生社团所办的杂志所进行的简单分析,至于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的学生思想,本文难以给出答案。1920年代初中国的学生思想是一复杂的大问题,从《南风》这一滴水中也很难看到整个大海。此外,由于笔者在阅读这份材料时所带有的问题意识,使得本文有可能遗漏杂志中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是,通过对这一个体的分析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总体而言,从《南风》中笔者看到了对于科学和进化的信仰,看到了对于改造文学的主张,看到了南风社人所认同的“典范”。可以说,当时流行的思潮对于南风社诸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另一方面,南风社的学生又并没有完全被潮流所裹挟,有时他们与“主流”并没有那么合拍。这意味着,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在南风社的身上似乎并不适用。而通过对南风社外一些现象的观察,更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面相。如边缘知识分子和更边缘者如何理解新思潮以及出版业在思想传播中扮演的角色等。

由于种种限制,本文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但若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也算是本文做出的微小贡献。至于本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仅仅用《南风》杂志这一种材料,也很难做出回答,只能期待更有能力的研究者来做出更深入的研究了。

文章引用:
孙令风. 1920年代初岭南大学南风社的思想世界——以1920~1923年的《南风》杂志为中心[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648-65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92

参考文献

[1]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 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 陈永明, 张静, 等,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 180.
[2] 周策纵. 五四运动史: 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M]. 陈永明, 张静, 等,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 182.
[3] 甘乃光. 岭南大学男女同学之历程[J]. 南风(广州), 1920(2): 29-36.
[4] 罗志田.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J]. 开放时代, 1999, 99(4): 5-26.
[5] 王吉兆. 万国联盟与国际经济之关系[J]. 南风(广州), 1920(2): 42-44.
[6] 施畸. 我的白话文章观[J]. 南风(广州), 1920(1): 32-35.
[7] 陈受颐. 美国新诗述略[J]. 南风(广州), 1920(4): 16-23.
[8] 罗志田. 西方的分裂: 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3): 20-35.
[9] 陈受颐. 大战后宗教的觉悟[J]. 南风(广州), 1920(1): 6-14.
[10] 马建标. “受难时刻”: 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J]. 近代史研究, 2018(3): 23-38 + 160.
[11] 陈廷湘. 天下•世界•国家: 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229.
[12] 甘乃光. 讨论和介绍几种经济思想史的书籍[J]. 南风(广州), 1920(1): 9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