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奠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生发于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发展于全球性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动态,自其在世界舞台“出场”以来,就一直在不断诉说着打造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愿望与情结。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绿色GDP、有机教育、审美艺术、生命共同体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整体文化转向中的新的组成部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三重维度构筑的生态思想,作为一种走向生态文明家园的建设性方案是否包含着“乌托邦”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态思想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积极打造生态文明的认可赞许仅仅停留于泛泛之谈还是有理有据,甚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想对中国有何借鉴以及从中国获得了哪些坚实有力的参照,从而进一步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这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都会对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性生态文明带来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试从这方面做些探索。
2.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观与中国“制度自信”
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以破除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为己任。资本主义崇尚个体与自我,攫取自身最大利益的逻辑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放在了相互对立中,从而也将其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割裂的二元对立制度本性一步步暴露。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不正义制度本性正在使资本主义自身乃至整个星球的发展难以为继,如何在生态正义的理念指导下使人类适宜居住的绿色星球重新焕发青春,获得可持续发展便是重要而紧迫的。
面对这样一个植根于“个人主义”,将生态资源乃至人类本身都置于自由市场中加以衡量,从而把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目标确立为财富的创造与增殖的经济政治体系,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它的制度本性是不公平、不正义。在这种制度中生活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富人——认为建构人类社会的最佳方法就是把社会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 [1]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把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买卖,以致市场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以“‘全球化市场’主宰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 [1] ”是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的,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在愤懑批判“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 [1] ”的同时积极以“生态正义”来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有机马克思主义借用《美国环境百科全书》中关于“生态正义”的定义表达了自身的理论主张,即生态正义既“指对传统平等理论不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论有关平等和环境的总体态度”,又“指对环境的关切与多种社会平等的连接 [2]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生态正义既是关涉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义,又是包含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正义。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作为自然界中一种高级的物种不应沉浸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应当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使自然界中不同的种际能够在自身合理价值的发挥中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稳定。因而人类要与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自身在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自然的内在价值中打造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世界上还会有价值。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 [3] ”,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力图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积极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而当谈及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应当在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维度上加以具体把握,否则就会落入“错置具体性谬误 [4] ”的陷阱。所谓在时间上把握人与人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注重实现代际正义,即现在的人不应当过度消耗子孙后代的资源,因为很多自然资源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再生的了。而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群体们仍然执拗的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的错误偏执正是在向子孙后代借一笔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资源贷款,并且“一个只寻求正义而忽视其行为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社会不可能真正获得正义,因为这样的做法将非正义施加于未出生的子孙后代——剥夺他们获得体验的丰富性的机会,甚至让他们无缘经历同样的生命历程 [5] ”,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正义在代际层面得到重视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在空间上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不应当以损害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促进自身的不正义发展。以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他们不砍伐自己国家的森林来获取木材资源,他们不勘探自己国家的地质来开采石油资源,他们不将生产的废弃物甚至有毒有害物品排放在自身的国境之内而是丢弃在第三世界国家之中,他们正以诸种以邻为壑的不正义行为展开对其他国家生态环境的肆虐践踏。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于正义而不顾就会滋生怨恨,这样的社会只能依靠暴力手段进行掌控,这样的结构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不稳定的 [5] ”,而这也就促使人们“在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维护全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 [1] ”。惟其如此,这种空间上的生态不正义行为才能得到制止,国与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也才能真正确立。
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中认识到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事实,但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参照中又看到建构生态文明家园的希冀。中国共产党自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之后,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又以“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展开积极推进。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气候大会巴黎大会以及G20的开幕式上率先垂范,签订并执行《巴黎协定》,并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强力措施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基于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赞叹道,“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正式成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重要部分”;“在十八大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他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1]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正义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性,看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结合的过程中所彰显的力量所在,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我们更愿意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1] ”。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囿于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牢笼中实现其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是渺茫的,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以及为了广大人民谋求共同福祉的制度本性正是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参照后得出的实际结论,所以这样的制度正义本性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坚定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观与中国“道路自信”
一直囚困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机械发展观的资本主义固步自封的给自己加上了“无限制经济增长神话”的“华丽之冕”,但其已经久久罹患了“GDP拜物教”以及“唯GNP是从”的沉疴,所以这种错误的甚至危险的GDP观以及GNP观正教唆着他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伐,正怂恿着他们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掠夺。而正是资本主义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残暴行为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如果GDP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破坏、穷人日益增多,忽视教育、文化和生活质量为代价,那么,这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吗 [1] ?”加之GNP的生产与计算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 [4] ”,其也“越来越无法引导国家作出谨慎的行为 [4] ”。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存在,必须充分估计污染造成的GDP和GNP方面的损失,也就是说,必须要实现GDP和GNP的绿化,走向绿色GDP。
也正是在绿色GDP的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身的生态经济主张,并以有机农业等具体设想展开了其对生态文明的重建。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是在其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绿色GDP是把包含了26项指标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在做了对自然虚数——“对农作物的损害;物质损失;清洁被污染产品的费用;等 [4] ”——与社会虚数——例如由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等——的扣除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衡量积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显然,绿色GDP是一种努力降低对社会与自然的损耗甚至不可修复性破坏,从而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绿色GDP的开发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人们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弊端与“唯GDP论英雄”的局限性提供了有效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依然残留着偏重发展数量、忽视自然价值以及漠视主观审美感受等瑕疵,这就促使并提醒我们在对它的反思性借鉴中要保持审慎的辩证批判精神。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农业的具体设想展开生态文明的重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农业作为人类生命存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这个星球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资产阶级推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后,农业的发展便沦落为工业革命的附庸。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遗憾地指出,作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生产模式的“家庭农场、有机农耕或粮食生产本地化 [1] ”正在失去其生存的空间,因为“资本家把工业化生产模式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做法,对土壤保护、作物轮作,尤其是对历史上依赖于小型农业社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1] ”。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以韦斯·杰克逊对有机农业的实践向农业正在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反驳:即只有那些“中等规模农业的作物轮作、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传统的耕作方法”才真正能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奠定基础。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当是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农庄与农耕方法为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的选择方案 [1] ”,因而只有本地化的、小型化的有机农业才是与生态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积极吻合的。所以正是因为看到了小型农庄或地区性农业社区的生态经济优势所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发出了“请记住,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 [1] ”的吁求。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提出采用有机农业的方式来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在美国社会遭到挫败后将有机农业的做法推广向全世界,尤其注重在中国加以变相“兜售”的行为,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辨识与甄别。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 [6] ”。基于这样的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坚定不移的反对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产业化的基础之上,突出强调科学技术的运用会给生物多样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为中国的农庄经济是未来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希望所在。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把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发展看作生态文明的未来,本质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脱离全球化的地方生态自治,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 [7] ”,因而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生发根基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借助“有机农业”走向生态文明的构想虽然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却能够为其打造生态经济,重铸生态文明家园提供有效的参照与借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助力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高速奔跑多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犯下的重重错误也在当下中国的舞台上一步步上演,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驶向资本主义当年面临的诸多瓶颈时期。而为了有效避开资本主义所不慎跌入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塔西佗陷阱”,平稳度过“人口红利”衰退的难关,顺利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新常态”,中国共产党本着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的原则,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剂猛药,借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把准了脉搏,开出了合理药方,从而能够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助力中国这艘巨轮再次扬帆远航,驶向生态文明。因此,这样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改革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参照与借鉴的。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最近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更是在农业领域以“有机”实践的方式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效借鉴。在这份具有关键性指导意义的《意见》中,李克强总理本着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政策底线的原则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格局,推动我国农业实现了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飞跃与第二次“有机”发展。它不仅展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的利益,更有利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革是真真正正的在中国的有机语境中扎根于中国的有机土壤,使我国的农业成为有助于打造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机农业”,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业发展的不断调整中,我们有理由增强并不断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
4.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自信”
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体现在教育领域。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认为他们所坚持的是“价值中立”与“人人皆有受教育权利”的价值观,然而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开展的却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诱导,所推崇的是让那些处于上层社会的受教育者在“利己主义”中再次发酵,所实施的也是让那些本来就处于养尊处优地位的人再次进行升华的“精英主义教育实验”,所以资本主义所竭力推进的教育不是普罗大众的有机教育,不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谋利的有机教育,而是有钱人的“交往游戏”、精英阶层的“私人会所”,甚至有的是普通百姓的“绝对禁区”。因而资本主义的教育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不是保持价值中立的教育,也不是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发展权利的教育,其结果只是造成人情冷漠、寂寞空虚的“僵尸机器”的无休止生产。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教育”的理念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流俗弊端提出了强烈挑战。
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将怀特海“有机哲学”(亦称过程哲学)的理念填充到文化教育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在生态文化思想与过程哲学理念的双重指导下使文化教育转向一个新的方向。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教育是一种在怀特海有机哲学中展开的新型教育,这种新型教育的特质鲜明呈现为它是一种生态有机、和谐多元、整体完人的教育。依据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1] ——他们主张文化教育的改革是时候依据生态原则来重组人类文明了。也就是首先应当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新人,培养那种能够从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出发而对整个星球共同福祉负责的人。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积极向世界呼吁建立这样一种“有机教育体系”,即“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在内的”,使“教育的功能在于教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 [8] ”,惟其如此,注重务实的解决方案的过程思维才能融入学生生活,从而真正超越“价值中立”的神话,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起来。除此之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有机教育应当是一种整体完人教育,即让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在过程检验中促进学习,相互合作,基于问题展开批判反思,从而最终顺利解决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言,“当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的时候,他们将竞争放在次要于合作的位置。他们也将发展对和谐社会很关键的社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 ”,而这也正是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整体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彰显。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在有机教育的体系中增加并突出“审美”维度。所谓增加审美维度,是指让接受教育的群体在相互的关系作用中去感受、去经验、去体悟世间万物的内在价值。惟其如此,受教育者才能够把握美、辨识和谐,从而达成美与和谐的统一。而如果用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来表达,那就是“过程的每一个单位,都具有享受……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去享受 [10] ”,因为经验是“作为多中之一的自我享有,并且自我享有成为产生多之构成中之一 [11]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有机教育中所增加的审美、和谐、经验与内在价值是有机统一的,即有机的教育应当帮助受教育者辨识美与和谐,发挥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感受经验,而“如果不能辨识美,就无以理解价值;如果不能辨识和谐,就无以理解美;如果不基于整体的视角来考虑,就无法把握和谐 [1] ”。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基于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应当在中国获得更多发展,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例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当下教育制度所走的正是一条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为资本家生产大量雇佣劳动工人的因循守旧之路,“中国采用了一种专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工人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基于竞争,以造就消息灵通和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为目标,他们会无意识地服从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并致力于他们的财富。这并不是明智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12] ”。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才认为中国应当在借鉴有机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正视并解决自身的教育问题,回到正确的教育轨道。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过程研究中心以践行其有机教育模式,传播过程哲学理念,他们“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主义的空间。该中心的过程教育,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机思想而继续致力于教育改革 [12] ”,而这样的有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扭转中国当下教育错位的现状。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教育理念确实在过程体验、生态意义、审美维度、整体和谐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我们当前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可能问题,但其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理念应当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引领中恰当融入我们的思想之中,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借鉴,也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化的畅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审美以及中国的教育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教育改革也可有所参照。首先,中国很久以前就打破了机械僵化的教育体制,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中开启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历史与实践的检验都已证明,《纲要》中所提出的关于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体制机制调整等都是十分契合国情并有效地推动我国的教育发展的。因而我国的教育并非像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依然囿于机械的、教条主义的框架之内,而是早已在突破僵死体制的重围中,在不断调整变革的历练中走向有机的发展。其次,“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提出也在表明中国正向世界发出过程完善、生态文明、审美提升与健康活力的积极新号,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走向有机而健康的。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我们认真遵循着健康优先、科学发展的原则而确立了全民健康、共建共享的健康主题,并在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为重点的过程中明确了有效推进“健康中国”稳步落实的具体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在积极表明,中国为了合理解决国民素质低下和生态破坏的难题,正从顶层设计中不断激发出新的文化理念,即我们要实施绿色发展和健康环境战略选择,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有机统一。因而中国人是不缺少有机的发展理念的,中国人是不缺乏审美与生态保护的健康思想的,中国人也是不缺失正确的过程发展思维的。最后,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所致力于的是“匠人精神”的塑造与培养,而并非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简单复制与盲目追随。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对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体制做出了误读,但仍有其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因为这种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精神是没有国界地域的限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士手表10年出错一秒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德国菲仕乐锅具至少可用100年,西门子电器等精密仪器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美国的军事科技更是不可匹敌,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是源自“匠人”的“精雕细琢”,都是“匠人精神”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跟着资本主义的尾巴满世界跑,步其后尘,不是寻求什么一蹴而就的改革与创新,而是真正要把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化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血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理念焕然一新。因而无论是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教育改革,还是正在积极推进的“健康中国2030”建设,抑或是对那种专业敬业的“匠人精神”的打造,都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基于此,在以“中国匠人”塑造为标志的新一轮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我们也有理由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自信”。
概而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视角为修补资本主义的弊端、构建生态文明家园而做出了一定的理论努力,虽然其相关理论主张仍有待于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但其站在共同福祉角度谋求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勇气与反思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出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以及文化教育改革的合理性也是其应当认真参照与借鉴的。所以无论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实现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更具穿透性、更具创造性以及更具自我立场的研究 [13] ”,有助于在理论上洞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更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