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传体记忆是使个人能够自己定义自己的记忆,并且使自己的生活经历具有意义(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这些记忆是通过控制过程来重构和调节认知的加工,控制过程主要是保持人们的信仰、目标、情感状态与记忆事件本身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Conway, 2005)。例如,个人可以检索关于过去成功的记忆,以支持他们当前的积极情绪,或者选择性地检索过去失败的记忆,使自己保持警惕当前潜在的消极情绪。因此,情绪可能在自传记忆的重建和调控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Holland & Kensinger, 2010)。除了在自传体记忆提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外,还通过对加工编码过程的研究,发现自传体记忆的感官和情境细节的检索对改善情绪同样有调节作用(Comblain, D’Argembeau, & Van der Linden, 2005; St Jacques & Levine, 2007)。据报道,情绪自传体记忆反映出更多的视觉影像(Schaefer & Philippot, 2005),多样的情感内容在自传体记忆检索中会引发个体更丰富的主观感受(Talarico, LaBar, & Rubin, 2004)。研究情绪自传体记忆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癌症涉及的压力事件,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缓解期的情绪自传体记忆受损(Morel, Dayan, Piolino, Viard, Allouache, & Noal et al., 2015)。儿童的语言能力、情绪知识和自传体记忆都是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方面,随着年龄段的增长有相同的增长趋势(陈倩倩,2009)。
目前有儿童心理治疗师在研究中使用自传体记忆的提示词引出特定情节对患儿进行治疗,重点治疗如何控制改善儿童激动情绪。儿童被治疗师所呈现的具体事件激怒,通过儿童个体对自传体记忆的回忆而产生羞愧、爱着或高兴的情绪变化来改善儿童不正常的激动情绪。儿童心理治疗师的评估其特异程度是否通过不同情节记忆的治疗,来探讨可能影响情感效价的提示词(Andersson, Boalt, Svirsky, & Carlberg, 2006)。自传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自我经验的加工和提取,还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近年来,自传体记忆跨文化研究表明,东西方被试在最早记忆年龄、记忆容量和具体性、内部语言的使用,记忆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张镇,张建新,2008)。
大部分母亲和父亲重复使用积极情的绪强调性话语描述自己的儿童期的自传体记忆,会对孩子的自传体记忆有积极的影响,积极的情绪会在他们的孩子积极情绪报告中高度一致。相比之下,假设父母在早期的回忆中展示了以安全为重点的主题,则会给儿童带来具有负面情绪的影响,也会产生较高水平的负面情感,使儿童形成的自传体记忆会多对潜在的风险保持警惕,从而更有可能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或行为。但实验结果指出了母亲和父亲对子女看法的主观因素以及正面和负面气质的看法之间差异的不同之处(Manczak et al., 2016)。儿童对特定提示词的回应是进行自传记忆检索,其检索困难被称为过度记忆的现象。母亲回忆可能有助于儿童自传记忆特异性的发展,儿童积极自我表现与儿童记忆特异性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显著的增强了儿童自传记忆的自我表达能力(Valentino et al., 2014),这一概念与过渡记忆现象的几个理论报告相一致(Valentino, 2011; Williams et al., 2007)。
2. 儿童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是人类记忆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张志杰,黄希庭,2003)。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是以婴儿期遗忘的衰退为标志的。Rubin(2000)将婴儿期遗忘定义为人们对特定年龄之前(一般为3~5岁)是早期生活事件发生的无法进行回忆的现象。这个定义表明了人对早期生活事件回忆是以一种“全”或“无”的形式进行的。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早期的记忆是更富有“不稳定性”的,人们对儿童期的自传体记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并没有一个记忆出现的具体时间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在由婴儿期向学前期的过渡中,儿童自传体记忆系统的发展是连续性的。研究者发现相当一部分成人可以回忆起发生在她们三岁之前的事情。Rubin (2000)从相关的研究中抽取了11,000多例成人的自传体回忆进行调查,发现不仅3~5岁阶段回忆出现预期中的加速度增长曲线,1~2岁阶段也显示了记忆量的增加。早期记忆年龄的个体差异与个体的性别、文化、出生顺序和记忆内容等存在相关。个体回忆其“第一次回忆”可能随着时间或者情景而改变。
2.1. 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形成
West与Bauer(1999)认为成人对发生在四岁之前的事情,是保存在自传体记忆中但相对只有极少量的现象。与这个定义一致的是,Fivush指出把婴儿期记忆的衰退视为一个必经的过程更合适,而不是一种障碍。这些自传体记忆不仅在回忆的数量上较少,而且回忆的时间较短,内容也更零碎。研究者研究发现的关于自传体记忆出现时间的存在差异,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总的看来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记忆事件本身的独特性和个体文化背景的差异,另一类是研究方法本身的差异,特别是测定方法的差异。
儿童出生前的语言环境在自传体记忆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胎儿在最后三个月听到的语言范例对出生后语言的知觉、辨别、理解都产生一定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着与自传体记忆密切相关的感官语言、手势语言和早期的镜像自我的认知识别加工。语言作为自传体记忆的一种最重要的表征方式,对个体自传体记忆的提取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研究均强调儿童是由于语言能力发展的限制无法完全回忆提取日常记忆的内容。有访谈资料也同样显示,儿童父母通常对儿童所表现出的童年期遗忘现象和儿童自传体记忆提取困难解释为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不完善所造成的。
Howe和Courage (2002)认为,儿童2岁末以视觉自我的再认标志“认知自我”的出现是自传体记忆的基础,也是自传体记忆形成的必然条件。尽管人们对认知自我的定义还有争论,但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自我至少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I”和“Me”。“I”是一种主观的也是不明确的自我感觉,它把自我作为一个思考者、了解者和因果关系的联系者。“Me”是一种客观的也是一种明确的自我感觉,这个自我有着独特的和再认的品质和特性,这些因素构成了自我概念。自我认知是自觉性的组织系统,儿童一旦有了自我认知就会组织自己相应的记忆事件,形成个体的自传体记忆,随着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可以理解较为复杂的事件,就有能力理解同自我有关的完整事件,自传体记忆就可以逐步形成。
在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理论中同样强调“高详细”的亲子交流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元认知发展的重要作用。Perner和Ruffman认为,元认知的发展促进了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发生,元认知发展使儿童开始有记得自己过去经历事件回忆提取的体验。但Conway认为,这种有意识的体验可能只是情景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虽它可能对自传体记忆的积累起到重要作用,但仍不足以引起自传体记忆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尽管“记得”体验始终伴随着自传体记忆,但在这种体验中并不一定存在个体化的自传体记忆。
近来的一些研究发现,儿童早期的自传体记忆受到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不同的社会文化相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交流方式的影响。经中美跨文化的研究比较发现,中美成人的事件记忆类型和内容深受文化影响,相对于中国母亲概括性的叙事风格,美国母亲详细的叙事风格会导致孩子最早期记忆的年龄更早,而且叙述事件时表现出更明显的自主取向、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对细节的关注等,儿童早期的自传体记忆的形成也更早。Miller总结认为,中国家庭使用讲故事的方式多传递社会规范和道德,而美国父母讲故事主要以愉悦身心、强化自我认同感为目的。还有项研究比较了中国台湾和美国地区的父母(听力健全)和聋儿的故事讲述,发现聋儿通过手语表达的对过去经验回忆的叙述,与正常儿童存在类似的文化差异,这表明聋儿同样会吸收成人所传递的信息,形成适应自身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具有差异性的自传体记忆形式。
Reese与Fivush进一步研究表明父母与儿童的交流过程中可以形成两种风格:高精细加工风格与低精细加工风格。不同风格的亲子交流影响着儿童自传体记忆叙述的组织性和丰富性。儿童在几个月时母亲表现的高精细加工风格能独立预测儿童日后自传体记忆的高精细娇女风格,母亲叙事的组织能力可以影响儿童自传体记忆的组织能力。采用高精细风格叙事的父母可以为儿童提供丰富的环境信息,并使儿童形成精细化的记忆模式;采用低精细风格的父母倾向于简单重复问题,使儿童得到唯一确定性的答案,儿童会形成概括化记忆模式。父母这种在交谈环境中鼓励子女详细复杂描述或简单概括描述的不同的亲子交往模式,可以加强或减弱儿童记忆痕迹,最终影响儿童自传体记忆的风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参与到亲子交流中,与父母共同分享过去事件或谈论期望事件。在亲子交流中,除了交流的不同模式影响儿童的自传体记忆外,同时也促进了儿童时间概念的发展。这对自传体记忆时间序列的建立是必需的。语言的发展使时间概念产生,语法结构和经验知识的建立,使儿童开始了解并参与更广泛的交谈。从而促进了新的自我和他人独特感的发生。
2.2. 影响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发展因素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认知自我的出现对自传体记忆产生的影响,存储有关自我信息的自传体记忆具有自我特征的知识系统是自传体记忆存在的重要标准。Howe与Courage (2002)发现2岁末以视觉自我的再认为标志的“认知自我”的出现是自传体记忆的基础。对特殊儿童的研究也发现,特殊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出现与儿童年龄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与认知自我出现的时间却存在密切的关联。
认知自我的出现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自我再认,还涉及更为复杂的社会认知发展。认知的自我不仅是一种知识的增加和儿童一定的意识水平的反映,更是一系列相关联认知发展部分(如,语言,象征游戏,计划,客体永存性等),这些认知发展使得儿童可以同时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表征,而且可以进行自我评价和修正,在此基础上不断获得新的认知促进发展,自传体记忆便是其中重要的能力之一。
2.3. 儿童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记忆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区别。尤其在儿童的自传体记忆研究中,自传体记忆的精确性难以测量,因此自传体记忆通常受到人的主观解释、个体偏见或者自我遗忘的影响。对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事件发生的年代、事件形象化程度、事件细节、个体情绪紧张度等记忆内容的考察,以及注重儿童自传体记忆出现和发展的特点加以区分比较。对儿童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往往采用言语和非言语两种形式。近来,研究者对非言语方法进行了更积极的研究,设计了更多的非言语的研究方法,如:习惯化、视觉配对比较、动作训练、延缓模仿等。言语形式的研究方法一般就是常用的访谈法、亲子对话法等质性方法。相对于测验法的标准化和先入为主的特点,这些相对自由开放、基于叙述的研究模式更有助于记录对往事的真实体验和理解,具有较好的生态效度。
访谈法是使用最多的方法之一。在儿童为被试的自传体记忆的研究中,首先通过治疗者与儿童的接触建立关系,然后再和儿童面对面的交谈并向儿童提出问题,要求儿童对近期和远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进行描述。如“你能告诉我你能回忆的最早的一件事情吗?”,“你上一个生日是怎么度过的?”。针对成人也常常采用访谈法,访谈一般伴随笔录或录音的过程。故事讲述法是访谈法的一种形式,主要是对儿童讲述故事,然后向儿童提出一些问题,要求儿童根据要求回忆故事的某些情节。通过儿童对回忆事件的描述考察记忆叙述的内容倾向、自主性、具体性等变量。
亲子对话记录是一种定性观察方法,它需要在相对自然状态下,对互动双方的行为和谈话进行详细且系统的观察。它通过现场记录母子之间的对话或记忆共享过程,来考察成人的自传体记忆和叙事风格对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3. 精加工回忆对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父母从最早和孩子们谈论他们的过去的时候,如果父母用详细的,富有情感的且合作交流的方式讨论过去(精心设计的回忆)时,他们的孩子将具有更强的自传记忆能力。我们回顾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具体的回忆对孩子的语言和社会心理技能也有很大的好处。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贫困,虐待或精神病理学的背景下,精心设计的回忆对于处于受损发展风险的儿童而言是有效的。准确回忆似乎通过为儿童提供具有挑战性的语言练习而鼓励发展,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经验放在言语中,并优化对话中获得的信息的自传体记忆。虽然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回忆是所有家庭都有前途的工具——用于促进儿童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发展。
父母能够促进幼儿认知和情感发展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与他们交谈。但并不是所有的谈话是平等的这些谈话的重要性和如何。特别是关注过去的对话,在儿童日益增长的记忆和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他们的自传记忆)的能力方面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父母关于过去的风格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他们孩子们记忆和叙述自己过去经历的风格(Fivush, Haden, & Reese, 2006)。这些发现与理论观念一致,即随着儿童发展语言,他们通过与更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协作互动来内化技能和知识(Nelson & Fivush, 2004)。
在我们的审查中,我们利用西方(如美国,新西兰)和亚洲(如中国,韩国)文化的18个月大到5岁的儿童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研究。关于过去(回忆)的亲子对话调查的新的实证和理论方向。我们专注于儿童语言和社会心理发展,并特别注意研究调查与因为生活在贫困中而面临负面心理成果风险的儿童的回忆的好处,遭受虐待或经历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因为母亲的风格很可能保持一致,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会以详细的,结构化的和情感上的方式来报告自己的个人回忆。当然,这个孩子也有可能和他父亲讨论过。很少有研究包括父亲,但是当性别差异明显时,母亲往往会更加精细化回忆(Zaman & Fivush, 2013)。
4. 父母双方对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Wang Qi (2006, 2008)通过跨文化的调查,证实了情绪知识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以及情绪知识和自传体记忆的发展上的关联性。这提供了情绪知识对自传体记忆影响的证据,儿童没有情绪情景的理解能力,就不能完全地加工对他们有意义的个人经历并且将它们储存在长时记忆中便于随后的提取。随着情绪认知的获得和进一步丰富,儿童日益能够理解、表征和组织对个体有意义的经验事件。因此情绪认知可能是自传体记忆出现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这种认知可能在引起和促成真实的情感经历的行为中起着关键作用,情绪认知紧密地与情绪的概念性表征和个体情绪经历的自传体记忆相联系,像其它的加工和图式一样,这种知识可能在加工、表征和组织信息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个人重要意义的事件。更重要的是情绪知识能通过对事件的预料、理解和评价提供个体自身的解释说明来推动自传体记忆的发展。
父母对过去事件的描述方式会影响儿童自传体记忆的能力发展。父母以详细、高精确度的方式描述过去的事件,且在讲述过程中提出一些包含新信息的问题,对儿童的回答进行丰富和补充,那么他们的孩子以后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也比较详细加工风格。Lewis (2000)测查了16位有2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都在3~5岁之间)的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关于记忆的对话,发现母亲对不同年龄的儿童使用相同详细的叙述方式,区别在于对孩子的复述较多或较少,结果发现丰富的语言环境下儿童更会想成精细的加工风格具有更好的自传体记忆能力。不同于前人研究的是:Lewis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教养方式与儿童性别无关,女孩在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中也没有比男孩表现更好。
Haden等人(2002)证实了母亲在儿童40个月时对个体的过去事件的描述性评价可以影响儿童在70个月时对过去事件的独立描述情况的能力,而父亲的描述则没有这样的预测效果。作为儿童的主要照顾者——母亲在促进儿童的回忆中比作为次要照顾者的父亲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母亲的回忆方式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包括参与的过去事件与非参与的过去事件)的一致性。
5. 其他因素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5.1. 依恋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儿童早期依恋关系也是影响母亲的回忆方式和自传体记忆的一个潜在因素。安全性依恋关系往往导致母亲的叙述方式更精细化加工风格。对于与早期依恋特征相关的重要事件,母亲的精确化叙述有助于儿童形成内在的依恋关系加工方式,进而形成内在的自我运作模型。因此,研究预测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会拥有更丰富的记忆内容。
5.2. 事件特征因素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事件特征因素的影响。已有研究初步发现,高情绪强度和对个人意义重大的事件可以激发出个体详细的、高回忆度的而且相对不易遗忘的自传体记忆。这些记忆为进一步的社会交互作用和动态的自我概念的保持奠定了基础,并且在概念意义的表征中具有更为广泛的作用。相反,对于常规和经常重复的低唤醒的日常事件对应的自传体记忆在记忆表征中并不详细。
5.3. 文化因素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文化背景也是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但相对于前面提及的各种事件外部因素,它对个体自传体记忆的影响是宏观层面的。
6. 儿童自传体记忆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精神回忆在儿童自传记忆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最新研究,我们断言,其范围不仅适用于儿童的语言和社会心理发展,不仅适用于典型的发展中儿童,而且还适用于在贫困,虐待或精神病理学背景下面临发展危机的儿童。有未来研究的明确方向。尽管有令人鼓舞的发现,我们仍然不了解无礼的对话交流的质量和内容,或者阻止一些家长从事建设性的阐述性回忆的因素。我们最近的理论创新涉及与孩子,父母和上下文有关的多个相互影响的因素。这些可能包括,例如,孩子的不注意的气质,父母对谈话的重要性的有限的欣赏,或贫穷所造成的多重压力(Reese, in press; Salmon, in press)。
文化因素也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与西方对个人和自主权的强调相比,亚洲文化中关于个人和情感经验的详细回忆被认为是不适当的,对社会责任重视和高度重视(Wang, 2013)。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心理和认知能力有多种发展途径。迄今为止研究的西方文化中的描述性回忆令人鼓舞,但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研究。
这种新知识将改善父母在辅导性回忆中的干预措施;尽管有前途,但是现有的少数研究在“一刀切”的方法,短时间框架和小样本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纵向研究,其中使用敏感措施跟踪干预后变化的过程(Salmon, Dittman, Sanders, Burson, & Hammington, 2014)。这些新的研究结果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帮助我们了解详细回忆对儿童长期结局的影响。尽管有证据表明语言的影响,以及车辆对话对儿童的影响,我们在早期的临床干预中也很少注意。
精加工回忆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无论其收入或语言如何,所有家庭都可免费获得。虽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觉得自己和孩子一起阅读书籍,但父母的文化研究与他们的孩子们早日回忆(Leyva et al., 2012; Miller, Wiley, Fung, & Liang, 1997; Wang, 2013)。谈论过去对于在有风险的儿童中发展语言和情感理解可能尤其重要。我们的挑战是了解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其利益。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371051)和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JY010)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