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各国间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翻译研究重心也逐渐由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研究。文化负载词作为文学作品中文化风貌的集中体现,需要以恰当的翻译策略达到文化传播目的。《阿Q正传》是鲁迅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的文化负载词最真实、最直接地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文化特性,同时也对跨文化交流产生较大障碍。通过比较不同母语背景译者的翻译策略,探析其翻译侧重点,对指导译者正确发挥主体性有现实作用。
2. 理论框架
本文以《阿Q正传》中的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对比两个主流译本的翻译策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差异。本节回顾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并使用尤金·奈达的分类方法界定文化负载词。
2.1. 译者主体性定义及影响因素
译者主体性研究与文化转向关系密切。西方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后,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法国的安托瓦钠·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指出,译论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为基础出发点,并提出翻译研究要“走向译者”。“译者主体性 ”概念的内涵来源于对“主体性 ”的阐述。“主体性 ”的含义是指人的学习和实践能力。译者的主体性也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意识、主动性和移动性。杨武能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是人、作者、译者 和读者,原文和译文只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情感交流的工具或载体。在整个创作活动中,译者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 [1] 。因此,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主体在改写原著,控制原著,使原著为译者服务的特征。王颖频从顺应论视角总结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需顺应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结构、文化和语境 [2] 。译者主体性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创造性,即译者可以将个人风格(文化背景、个人理解等)与原文特征统一为带有译者独特风格的翻译作品。本文将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内部因素(翻译策略、双语能力、译者风格等)及外部因素(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下文对文化负载词的分析将会从上述角度展开。
2.2. 文化负载词定义及分类
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和折射出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词语是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通过词语可以透视一个民族文化的状况。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直接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能最直观地反应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社会历史背景等(廖七一,2000:232) [3] 。尤金·奈达将文化负载词分类为生态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语言文化,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某一社会时期的社会制度、民俗文化等 [4] 。郑德虎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归纳为音译、音译 + 注释、直译、直译 + 注释、音译和直译结合、意译六种 [5] 。对于《阿Q正传》这类基于复杂社会背景的文学作品,把握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助于帮助外国读者理解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作品整体的理解,有助于提升文学作品的传播效果,进而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
3. 译本简介
本文选取《阿Q正传》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及莱尔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杨、戴译本于1953年在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译本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尽量与原文本贴近,多采用直译以求还原原著内涵,同时尊重不同语言特征,再现了原作的个体化语言和独特风格,是《阿Q正传》英译本的权威。莱尔译本是该小说唯一现行由外国译者进行翻译的版本,这一译本行文更为灵活,更多考虑外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对比两种译本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策略,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特征。
4. 案例分析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着重描写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诸多特征。本文选取文章中的社会文化负载词,从人名称谓、社会制度、社会交际、民俗传说几个维度对比两个译本对此类词汇的翻译策略。
4.1. 人名称谓
多数情况下,人名翻译一般使用音译,但中文存在大量同音字,在翻译时需格外注意。此外,中国社会尤其是旧社会时期的称谓体现出严格的长幼尊卑次序,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理解中是一大障碍。下文分别挑选一处例句,对比两个译本对上述难点的处理方式。
(1) 我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
杨译:I have given the question careful thought. Ah Gui—would that be the “Gui” meaning fragrant osmanthus or the “Gui” meaning nobility?
莱译:Should the QUEI be written with the character meaning “laurel” or with the one meaning “high rank”?
本句的翻译难点主要在于“桂”和“贵”两个中文同音字的翻译方式,如何让外国读者理解两个汉字之间的关联。若只采用直译,翻译为“Ah Gui—would that be the laurel or the nobility?”显然是不妥的,既无法与姓名读音产生联系,也无法令读者理解两种意象间的共同点。杨、戴译本此处不仅将“桂”和“贵”的汉语释义加以解释,还增译了“桂”和“贵”两个汉字的读音,由此外国读者才可以理解“Ah Quei”如何与“fragrant osmanthus”和“nobility”产生联系。从这一角度考虑,与莱尔译本相比,杨、戴译本显得更易理解。
(2) 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
杨译:Mr. Zhao and Mr. Qian were held in great respect by the villagers.
莱译:That’s why Old Master Qian and Old Master Zhao were so all-fired respected in the village.
“太爷”在汉语中既能指对祖父、曾祖父的称呼,也指旧时对地位较高的男性尊称,这里显然取后者含义,若直译为“great-grandfather ”不符合原文含义,因此两位译者此处都基于自身判断进行了调整。杨译本中将其翻译为指代范围更广的“Mr.”显然是无误的,能体现出叙述者对文中两位人物的尊敬意味,且英文表达简洁,不会对外国读者带来理解偏差。然而从保留文化特征角度而言,使用“Mr.”不能突出旧社会尊卑关系,语义显得较为宽泛。相较之下,莱译本译作“Old Master”更符合文化输出要求,既能体现小说中人物地位,也暗含中国旧社会的尊卑关系。两位译者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的原因在于二人选择了不同翻译策略,杨宪益为降低外国读者理解难度而选择了归化,莱尔则选择了异化。
4.2. 社会制度
《阿Q正传》故事背景正值旧社会中国社会动荡变更时期,封建时期社会制度虽逐渐分崩离析却依然根深蒂固。有关社会制度的文化负载词将繁琐的规章包含于一个词语中,对目标语读者而言是巨大的理解挑战。因此,译者需在清晰阐释其含义和避免冗长晦涩之间取得平衡。
(1) 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
杨译:...though most young scholars were likely to pass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莱译:...in the rarefied world of scholar-officialdom those whom one doth Young Literati name can darn well get to be those whom one must Budding Talents proclaim.
本句中,“文童”是对科举时代童生的别称,即应秀才考试的士子。“秀才”即通过会试的生员。两个词语都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紧密联系,在英语语境下处于语义空缺状态,需要译者发挥主动性对其进行阐释。杨译本简单明了,用“young scholars”解释“文童”的内在含义,又使用动词短语将“秀才”阐释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但其缺陷在于削弱了中国科举文化内涵,且用词较为缺乏特点,把原文的半文言直接转换为现代英语,造成文化底蕴损失。相较之下,莱译此处用词、句式更为考究、灵活,先在句首简要介绍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体系,再灵活处理文童、秀才两个文化负载词,意译为青年才俊、崭露头角的文人。本句两种译法直观展示了非译入语母语译者和母语译者的区别,从译者主体性角度考虑,母语译者发挥更为大胆,表达更具多样化,凸显了译者的个人风格。
(2) 阿Q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
杨译:Ah Q found himself carried to a dilapidated yamen.
莱译:He watched himself supported under the arms and escorted into a rundown yamen*.
*The seat of a local government.
“衙门”是古代官署的一种俗称,即官吏办公、办事处。对于“衙门”的翻译,杨、戴译本采用音译,莱尔则采用音译 + 注的翻译方法。音译的翻译策略可以传达出原文中原汁原味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保留了原文的简洁与连贯。然而,仅仅采用音译法可能会给译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所以,为了让译语读者能够更深入透彻地理解原文,也为了向译语读者介绍这一中国文化中特有词汇的文化内涵,莱尔在文后加上了注解,可供不熟悉中国文化知识的外国读者参考,便于其理解。
4.3. 社会交际
社会交际相关的词语可以体现出特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由于各地风土人情的巨大差异,此类词汇多数会面临词义空缺问题,在翻译中需要多加注意。
(1) 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
杨译:This news later spread from the poor households to the rich ones.
莱译:News of all this excitement eventually made its way from the shallows of ordinary village bedrooms into the depths of the Zhao and Qian boudoirs.
“深闺”指旧时富贵人家女子所住的闺房,一般处于院落最深处的房间。“浅闺”是鲁迅相对“深闺”创造的词语,意为小户人家的女性居所。杨、戴译本选择舍弃翻译“深”、“浅”,直接翻译出两个词语的内在含义,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会对海外读者造成任何理解障碍,但把女子的“闺房”译为“household”扩大了原本词义,其效果与上文所述相似,在文化传播效果方面有所缺憾。而莱尔则选择使用直译 + 解释,保留了“深”和“浅”,同时解释“浅闺”即是“寻常人家女子的卧室”。
4.4. 民俗传说
民俗传说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反映其人民在精神方面的至高追求,通常与宗教有密切联系。对比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译者是否深入掌握源语言文化内涵对主体性发挥的影响。
(1) 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
杨译:The use of “legend” is impossible because Ah Q was no legendary figure.
莱译:But then private biography is the term they use for accounts of Daoist monks who live forever, and Ah Q doesn’t fit in with that crew either.
“神仙”是我国神话故事传说中虚幻的人物形象。“神仙”这个能够让汉语读者心领神会的文化 负载词汇,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读者看来则存在理解困难。杨、戴译本采用意译,将其译为 “legendary figure”,意为“传说形象”。同样莱尔也采用了意译的方法,但他却译为“Daoist monks who live forever”,意为“长生不老的道士”。相较之下杨、戴译本译法更符合原文,将“神仙”这一概念模糊化,因为原文并非特指某一位神仙,而是指阿Q能力尚且没有那么大,因此这一译法既贴合原文,又便于外国读者理解。而莱尔则把“神仙”归于道家,显然 是对原文或中华文化理解得不够透彻。并且,这样的翻译也难免会使西方读者将其误解为“老子”或是“道家学派”。此处两位译者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二人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对于非母语译者而言,理解中国“神仙”及相关概念的确存在巨大挑战。
5. 结语
从总体语言风格上看,两个译本各有其特色。杨、戴译本语言简洁,致力于降低外国读者阅读难度,尽量贴近译入语读者阅读习惯,但表达上存在非母语译者共通的缺陷。莱尔译本表达多样,风格突出,但在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上还存在一定偏差,可见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内在因素极大影响翻译作品质量。因此,作为译者需做到深入理解原文意蕴和文化背景,才能避免错译,这对译者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极高要求。此外,为确保译文既正确传达原文含义又符合目标语规则和习惯,译者需要具备扎实的英文水平。讲好中国故事这一任务无疑是艰巨的,但译者站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前沿,需要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不断精进语言能力,做文化的学习者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