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学派最重要的建构。并且，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俄狄浦斯情结是作为一个关联着性本能理论、无意识领域、梦的分析和神经病学等关联范畴的一个概念。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俄狄浦斯”借用于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曾经把俄狄浦斯悲剧性遭遇的缘由归结于人类潜意识中具有普遍性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概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作为一个建构的理论，弗洛伊德在解读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时和其他文本时都运用了俄狄浦斯情结，不同之处在于，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界定提供了灵感。弗洛伊德在探析神经症病因之时，发现了儿童早期和双亲的关系与俄狄浦斯神话故事和同名戏剧的情节十分吻合。因此，弗洛伊德所发现的这种俄狄浦斯神话故事被他视为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他还据此来阐释文学文本。
Abstract:
The Oedipus complex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ruction of the psychoanalytic school. Moreover, in Freud’s theoretical system, the Oedipus complex is a concept associated with the theory of sexual instinct, the realm of the unconscious, dream analysis, and neurology. The “Oedipus” in the Oedipus complex is borrowed from the famous ancient Greek tragedy “Oedipus the King”. Moreover, Freud once attributed the cause of Oedipus’ tragic encounter to the universal Oedipus complex in human subconscious. According to Freud, the concept of Oedipus complex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As a constructive theory, Freud used the Oedipus complex when interpreting the tragic fate of Oedipus and other text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tragic fate of Oedipus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Freud’s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When Freud explored the causes of neurosis, h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and parents wa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plot of the Oedipus myth and the play of the same name. Thus, the Oedipus myth that Freud discovered was regarded by him a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and he interpreted literary texts accordingly.
1. 引言
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俄狄浦斯情结还与系统内的本能学说、无意识的领域、梦的分析、神经病学等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息息相关。究其根本，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视域下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有关性的概念。弗洛伊德在探究神经症的原因时，首先注意到婴儿与父母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三角关系，并在典型的梦境和自我分析中反复出现。弗洛伊德从这个角度出发，把情感联系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并把它运用到临床的治疗和分析中去。具体而言，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所包含的性欲望只有在异性恋中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孩子的第一次性冲动应当是指父母中的另一位。从福柯关于权利和性别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性体验是后天制造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念才会落入权力的罗网之中。其次，弗洛伊德限制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外部形态，即普通的经验范畴内的“家族三角”。这样的设置仅仅着眼于血缘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未将个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本位旨在基于弗洛伊德理论体系解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形成，进而探究俄狄浦斯情结与其他理论的关联性，从而阐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之处为何。
2. 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
弗洛伊德最早是一位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生理构造与机能上。除了研究之外，他还专门为那些被认为是由于神经损伤或精神崩溃而引起的病人进行治疗。弗洛伊德在巴黎跟随一位精神科专家沙可进行学习时听取了沙可关于男性癔症病例的讲座。在讲座中，沙可对癔症的病因作出了判定：以神经系统的损害为基础，是由于某种精神创伤造成的。沙可一直坚称癔症是由大脑皮层受损引起的生理性疾病，实质上并不是全身器官病变。正是因为对这种观点的迷惑，弗洛伊德开始对于不同种类的癔症进行研究。弗洛伊德将躯体性症状和癔症症状进行对比，得到了与沙可截然相反的结论——癔症症状的改变来源于观念、观察和想象，损害发生在概念知觉，而不是神经系统。基于此发现，弗洛伊德关注的重点由大脑转向了心灵。沙可不但解释了癔症的病因，并表明思想也可以通过催眠的暗示来影响治疗。他把病人置于催眠状态之中，用催眠的方法把先前没有的癔症症状引出来。更让人惊讶的是，他通过催眠暂时解除了癔症症状。尽管沙可在临床上并未运用催眠暗示的方法，更未尝试对此加以说明，但弗洛伊德仍将其作为之后治疗精神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主要手段。
弗洛伊德的第一个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选择让患者进入一种类似于“自助休眠”的状态，并发现患者会在催眠状态下对各种症状进行谈论，并会联想到症状初始出现的时刻——令人痛苦的事件。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于1895年合著了《癔症研究》，并在其中提到界定了癔症的创伤理论——人的内心都有一种需要释放的力量，当这种力量遇到障碍时，就会产生一种精神伤害，从而产生疾病症状。换句话说，癔症是由那些压抑的痛苦记忆和相关情绪引起的。这种情绪性的记忆，无法以常规的形式被反应出来，也无法被心灵的意识部分所接受，最后只会在身体上呈现出毁灭性的症状。而解除症状的方法便是让病人在被催眠的情况下，回忆起引起症状的原因，然后将与之相关的强烈情绪释放出来。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沙可的基础上将“致病想法”的内涵扩充为“具有情感力量的原始痛苦事件”。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原处记忆并非是存在于清醒的意识状态之中的，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才会出现。他们的此种观点也暗示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概念的出现。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反思道：“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人的意识之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精神过程尚未被发现”(车文博，2014)。
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中首次提出“构成精神分析结构奠基石”的压抑概念(车文博，2014)，并以此回应“为什么某些经历会被移除到意识之外”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回忆与情感原本隶属于意识范畴，但由于其实际内容令人困扰且无法接受，并与意识中的其他内容相冲突，因此被心灵主动排除于意识察觉之外。而冲突作为心灵割裂之根源，致使充满冲突的人更容易成为癔症患者。随后，弗洛伊德发现患者的心中会有抵抗的力量主动性的将致病的回忆排除于意识之外，他将此称之为防御。实质上，防御是压抑带来的结果，以避免痛苦与不不愉快的感受侵蚀内心。基于此，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对心灵的地理模型进行了设想并将心灵划分为了三个不同领域——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与此同时，防御机制的发现改变了癔症分析师在临床中的治疗任务——转为关注患者心中的秘密所设置之防御。基于此，弗洛伊德逐渐放弃催眠治疗，转而采用“自由联想”的治疗手段，这种转变也助力了弗洛伊德开展梦的分析的工作，而释梦将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婴儿性欲的发现以及俄狄浦斯情结成为了可能。
弗洛伊德通过种种典型梦例继续分析，总结到：在梦中寻求满足的愿望大多来自于过去，它们遭受到抛弃或者掩蔽而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地。但此并非代表着它们消失了，反之，这些愿望依旧持续存在着，并将于一个合适契机之下重现于梦中以寻求表达。既往研究表明，每个梦的显意与最近的经验相关，而隐意则是与最早的经验相关，特别是童年经验。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在亲人死亡的典型梦例中，梦者在同年起曾有过希望亲人死去的愿望，并延续至今日。亲人死亡的愿望来源于儿童对于亲人的原初敌意。强烈的利己冲动使得儿童与手足间具有不可忽略的不顾一切以寻求满足、将自己的需要置之首位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致使儿童对于任何干扰自己的人都有明显的嫉妒与敌意。不仅如此，父母与子女间也存在着无法磨灭的敌意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被其他兴趣所代替。”(弗洛伊德，2014b)父母与子女的冲突来源已久。无论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传说中父亲吃孩子、孩子阉割父亲还是古代家庭杀子弑父还是中产阶级家庭为了利益父子自相残杀以及如今的社会，父亲一直未将陈腐的父权观念以及独断的思想摒弃。母女冲突则是在双向互动中得以呈现：歌王性自由的女儿屈服于母亲的监管，而不再青春的母亲必须压制住性满足的欲望。而种种冲突带来的结果便是孩子在童年时期便希望父母死去。而此种邪恶的愿望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散，而是持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于梦境中得以实现。但是，“死”对于孩童与成年人是截然不同的，孩子认为“死”只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弗洛伊德，2014a)。这即表明，一个孩子对于希望亲人死去只是希望他不在场。因此，孩子们便不可限制地用死亡表达自身的想法。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追溯于童年期的假设在精神神经症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3. 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关联
神经症的冲突离不开童年早期的性经历，因此幼儿性欲理论的发展便成为了性本能理论建立的基础条件。弗洛伊德用性本能解释他所观察到的儿童性行为的起源，并基于此表达了希望通过对儿童性生活的观察分析以及童年期性行成的彻底研究以帮助揭示性本能的基本特征、发展历程以及根源的愿景(弗洛伊德，2014a)。弗洛伊德基于早期的临床发现提出了幼儿诱惑理论：产生烦扰的童年性回忆无一例外地与这样或那样地真实的性遭遇有联系，而儿童天然的无知使他无法加工被引诱地性经验，当青春期新的强烈情感重新唤醒早期地记忆与情感时，他便会再次受到重创。但是，随着随后地一系列相悖的自我发现与临床经验，弗洛伊德改变了相关的结论，转而认为：大部分创伤性记忆中的童年性经历也许并不存在，人们只是将未能实现的愿望记忆当成了真实发生的事件记忆。幼儿诱惑理论将纯洁童年中性的出现解释为成年引诱者引入的，但此理论也致使人们开始重新考虑纯洁童年的整个假设，导致了幼儿诱惑理论被推翻，从而促使了幼儿性欲理论的出现(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2007)。而对于童年自然性欲合理性的确证，为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了存在的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孩子的性本能是由很多不同的部位组合而成的。这些部分起初是与生殖功能相分离的，只是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们才开始发挥作用。它们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通过刺激特定的敏感部分来达到性快乐。这个时期的儿童，其性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不再注意外在事物，因而具有“自体性欲”。“自体性欲”满足活动会保留至俄狄浦斯期，并成为儿童在此人格发展期的主要性行为，并在促使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消解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晚期研究中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并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部分构成。而俄狄浦斯情结便与超我的形成息息相关，并在形成自我性格以及控制本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指出，“认同作用”是作为理解该判断的关键以及男孩俄狄浦斯情结消解所依赖的重要机制。认同作用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用来表示一个人与他人最初的情感联结形式，并表现为努力模仿被模仿者视为模范者以塑造一个自我，并为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萌发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于每个男孩都产生过的认同作用，从而可勾勒出简化形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过程。弗洛伊德认为，在与父亲认同的随后发展之中，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了转向，这表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复杂形式。弗洛伊德指出，认同作用，尤其是对象的内向投射与人格结构的各部分都有着紧密联系。并且，认同机制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过程，同时成为直接联结俄狄浦斯情结与人格结构中超我的桥梁。
4. 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
针对男性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器官是男性性驱力满足的工具，赋予其以重要地位。作为儿童早期性心理发展阶段的中心现象，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在人格发展中的欲望时期。在此阶段，儿童的生殖组织并未并进一步发展，但是他们仍旧越来越多的关注于生殖组织，并开始频繁尿床，这都隶属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泄。对于俄狄浦斯情结，儿童有两种方式可以得以满足——以男性化的方式代替父亲或者代替母亲。但是，代替父亲指向的是惩罚的结果，代替母亲指向的是性别成立的前提条件。而若为了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爱得以满足，就会致使儿童失去男性器官，而这对于身体的自恋兴趣与以父母为对象的力比多关注间会有冲突的发生。而在这种冲突之中，儿童对于身体的自恋兴趣总是占据上风，因此儿童自我选择远离俄狄浦斯情结。而这种转变过程则依赖于内投机制。而父亲的权威抑或是父母的权威被内投到自我之中，并以此形成了超我的核心。这种朝我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对禁止乱伦的要求永久化，保证了自我免受力比多对象贯注回归的影响。因此，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永远在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儿童被要求像父亲一样，或在某些方面不要像父亲一样，比如男孩不能同父亲一样占有母亲，因此自我理想便担负着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的任务。
但是弗洛伊德认为，并非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所有力比多倾向都发生了失性欲化或是升华的转变，另一部分在性目的上被抑制进而转化为情感的冲动。因此若自我仅压制情结，那么这一部分的力比多倾向便会在本我中坚持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并随后显现出它的致病效应，这便是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的神经症的发病机理。因此，儿童的自我放弃力比多情结中对对象的爱欲情感，并转而将对象复位与自我之中，这使得儿童脱离了俄狄浦斯情结，并进入下一发展的潜伏阶段中。
弗洛伊德在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消解进行描述时，只运用了男孩进行论证，而对于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问题，弗洛伊德只进行了较为简短且模糊的回应。在弗洛伊德看来，女孩亦会产生俄狄浦斯情结、超我与潜伏期，而女孩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与男孩相同，亦可归结于阉割情结以及对于男性器官的珍视。但是男孩与女孩发生情况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不同在于，男孩是恐惧于阉割的可能性，而女孩则是接受于被阉割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既定的事实。因此，当女孩发现与异性玩伴对于生殖器官的差异之时，会产生羡慕甚至是嫉妒的心理。弗洛伊德认为女孩的这种心理会导致三种后果——这种心理会致使女孩相信自己会如同男孩一样拥有男性器官，这种认为会成为一种动机促使女孩变得像男孩一样；其次，这种心理会使女孩的嫉妒得以扩大；这种心理还会导致女孩与母亲的感情逐渐疏远。而当女孩意识到性别差异时，便开始逐步产生女性气质，弗洛伊德认为，在此期间，女孩还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源于认为没有男性器官是对于自己的惩罚。正是由此，在男孩身上促使了俄狄浦斯情结消解之强大的动机在女孩那里毫无立足之地。因此，弗洛伊德针对于女孩提出了另一条消解的路径。他认为女孩在没有补偿的基础之上是无法放弃对于男性器官的渴望的，因此女孩对于此象征性的等价物逐渐转向婴儿身上。弗洛伊德认为，女孩逐渐放弃了对于男性器官的渴望，转而期待一个孩子。因此女孩渴望通过在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来作为自身的礼物。因此，女孩开始将父亲作为爱的对象，而母亲便逐渐成为她的嫉妒对象。在弗洛伊德看来，俄狄浦斯情结在女孩那里是一种次生的结构，阉割情结迫使女孩进入了俄狄浦斯的境地之中，但随着愿望无法得以实现，因此逐步被抛弃或被压抑，由此俄狄浦斯情结逐渐被放弃。弗洛伊德还认为，因为缺少破坏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所以女性的超我并不是那么无情且独立于情感根源，而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需要。女性伦理上的正常水平与男性不同。然而，弗洛伊德也承认，大部分的男性还远没有达到男性的标准。因为两性的双重性以及交叉性，所以每个人都同时具有雄性与雌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纯粹的雄性与雌性化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可能意味着，在理论推理中，“超我”和现实中所构建的“超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弗洛伊德的一生都执着于探索人类心灵的内部机制，以治疗心理疾病，进一步的，弗洛伊德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精神分析。而对于心理学，弗洛伊德在人类动机心理上有着巨大的贡献，弗洛伊德尝试回答了“我”的构成、由来以及“我”的内心为何会“生病”。而俄狄浦斯情结正是精神分析的关键所在。俄狄浦斯情结以性别差异以及家庭三角关系作为基本特征。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分析俄狄浦斯情结，其内涵可被概括为：三岁至五岁的男孩子把母亲视作性冲动的欲望客体，而后在父亲的阉割威胁所引发的焦虑幻想中，放弃了对母亲的占有并将父亲归并为认同客体。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需要经过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准备，但最终是以放弃幻想中的父亲并且对实父亲产生个体认同为消解方式的。简单来说，欲望、幻想和认同，这三个运算装置分别强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起源、顶峰和衰落(大卫·纳索，2017)。在此种前提之下，以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争议便主要被集中于起源的阶段，亦即孩子对于父母亲乱伦的欲望。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定位在了“孩子–父亲–母亲”这个家庭三角关系之中，这恰恰证明弗洛伊德预设了独立家庭对于性心理发展以及人格结构之形成的基础空间。但是，弗洛伊德的这种预设同其他的一些学者无异，均只关注于角色间的互动，并未将角色至于系统之中进行考量，致使了各种情结的出现。弗洛伊德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缔造者，精神分析学派的后继者们所做的完善工作均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并且，俄狄浦斯情结逐渐跳脱于精神分析领域并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的领域，并成为一个多个学科共同使用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