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53年12月,毛泽东率先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重要文件中首倡“共同富裕”的概念,进而对共同富裕进行了初步探索;1978年以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深化了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并于1992年初,将共同富裕上升至“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持续深化了对新时代共同富裕本质内涵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生成概念,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研究的论文数量自其生成以来便源源不断,持续增长。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共同富裕的内涵、价值、实践路径等,却较少有学者对当下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述评,而这正是本文拟深入研究之所在。
2. 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进展
据中国知网数据,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的间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主题”方式出现的直接研究始于1993年。以“共同富裕”并含“伦理”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截至2023年4月12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472篇(含期刊、会议、报纸及博硕士论文),论文发表的高峰期有三个,分别为1999年,约25篇;2004年,约27篇;2022年,约83篇。再以“共同富裕”并含“伦理”为主题进行检索,并进一步把期刊级别限定为CSSCI和其他核心期刊来源(其他搜索条件不变),可知近三十年来发文量为155篇,近十年来发文量为83篇。2021年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向度的核心期刊文献仅为4篇,而2022年核心期刊文献却增至54篇。由此可见,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正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
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其学术研究以1993年以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伦理目标在主题中的出现为标志,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3~1999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在知网能够检索到的年发文数量为个位数,研究对象聚焦于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及其“经济伦理思”的研究,间接包含了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第二阶段(2000~2004)为拓展阶段,其拓展性不仅体现在发文量除2000年外,以双位数的趋势持续增加,还体现在研究向度的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等方面。第三阶段(2005~2023)是丰富深入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日趋多元化与时代化,关于研究“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价值”、“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伦理深蕴”、“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与共同富裕理论的内在关联性”等论文数量持续增长。此外,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都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与拓展,如张鹏从伦理世界观的视域出发,探析了共同富裕回应三大伦理难题的现实价值;姜珂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阐述了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海日汗、晏辉采用“源原之辨”的方法,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进行考察。
总体而言,通过对近30年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发文数据、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分析,可见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进展在不断加快,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内涵与伦理向度的研究,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分析,伦理思想资源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析等三大层面的成果屡有显现。
3. 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1. 对共同富裕的伦理界定及伦理向度研究
狭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是指经济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广义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则是含有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社会、生态意义上的“五位一体”的共同富裕。目前学术界在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兼涉了对共同富裕伦理向度的研究。学界对共同富裕的伦理界定,正是围绕着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精神(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五大向度展开。
从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丁雪枫、龚天平、殷全正等。丁雪枫指出共同富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其所蕴含的“共同性”关切了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尊严 [1] 。龚天平、殷全正进一步指出了共同富裕的三重伦理内涵:一是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物质生活“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诉求得到尊重;二是共同富裕并非简单的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虚,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富裕诉求得到关切;三是共同富裕意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2] 。
从生态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张由菊、耿步健、周欢等,他们都认为“充裕的物质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精神生活领域,还体现在生态生活领域。就伦理学的视域和范畴来说,张由菊认为共同富裕寄托着中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伦理愿景 [3] 。耿步健、周欢则认为“生态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全体人民具备享有令人富足幸福的生态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的权利,意味着这一合理的诉求也应当得到关怀和尊重 [4] 。
从政治伦理向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伦理界定的学者有晏辉、向汉庆等。晏辉认为共同富裕是一种朝向目的之善的政治伦理预设。共同富裕要求制度设计的构建要利于满足每个人自由且合理地表达政治意志的愿望。只有奋力创造充分的条件与营造更好的环境,才能有力地保障每个人有意愿和能力过上一种整体性的美好生活 [5] 。向汉庆则认为共同富裕是对秩序价值的追求。从秩序价值维度来看,美好生活要求政治组织的内在稳定,强调责任伦理。处理好各种政治关系,优化政治组织的内在结构和民主程序,充分保障美好生活过程中政治参与需要的实现,是执政党义不容辞的政治道德责任 [6] 。
3.2. 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分析
3.2.1. 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
关于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的研究,21世纪初,学界多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廖小平、高峰从富、贫与道德的关系出发,指出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有别于传统道德文化中“安贫乐道”的“贫困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其把“勤劳致富”视为一种正当性行为,这既合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生产规律,又合乎伦理道德。他们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对“富”的道德辩护有利于瓦解陈旧的以贫为荣的道德价值观,打破了人们在致富问题上的思想禁锢,有利于在经济富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富帮穷、先富帮后富的良好道德风尚 [7] 。
近年来,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研究视域与研究对象得到深化与拓展,呈现出多元化与时代化的趋势。
一是研究视域的深化与拓展。如张鹏从伦理世界观的视域出发,认为共同富裕伦理世界观的现实价值在于回应了三大伦理难题。一是避免“伦理出局”,使全体人民的伦理安全得到保障。二是消除伦理冲突。共同富裕伦理世界观将公平正义作为实诉求,通过各种措施以确保分配公正,从而解决“先富”与“后富”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问题。三是消除“我们能否在一起”的伦理疑问。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与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终极伦理问题的方案 [8] 。姜珂从乡村振兴视域出发,阐述了构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他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种把己富与他富、村富与乡富有机统一起来的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以此为价值导向,利于凝聚人心,形成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体合力和价值共识 [9] 。
二是研究对象的转变。陈伟宏指出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就在于,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伦理目标,共同富裕的实现利于满足人们对未来社会美好生活的伦理期待 [10] 。潘斌认为共同富裕是一个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与理想目标,它蕴含着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伦理向度——对现实的公平正义的探索,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其对于实现人类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11] 。王泽应以新时代共同富裕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重点阐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揭示共同富裕引领道德风尚这一重大伦理价值。王泽应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只有依赖于内含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这样的治理伦理原则,才能更好地凝聚社会共识并引领社会的道德风尚 [12] 。
3.2.2. 共同富裕的伦理路径
共同富裕实现的动力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那么如何从伦理维度推进和实现共同富裕呢,目前学术界主要采取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于经济富裕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赋予追求富裕以正当性,并在物质财富富裕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分配正义。王泽应认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在道德上赋予追求富裕以正当性,想方设法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创造出更好的物质财富( [12] , p. 63)。张由菊也持类似的观点,指出共同富裕符合人们追求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天然的价值正当性,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为根本前提( [3] , p. 25)。共同富裕不仅要完善社会分配机制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还要努力实现社会教育资源、就业机会以及公共服务等资源的分配正义。魏传光,赵倩指出共同富裕需要在实现财富分配公正的基础上,从新时代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局出发,优化和拓展社会教育资源,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制度,致力于实现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分配 [13] 。
二是基于公平正义为价值内核的政治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党及政府进行合乎正义的制度设计,并施行善治,坚持人民至上,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孙春晨从分配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要遵循正义的伦理原则,对再分配制度进行合乎正义的设计,依靠制度的力量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以此保障每个人具有生存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基本人权实现的自由权利,从而让人们在共同富裕的社会伦理环境中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 [14] 。龙静云则从政治正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党和政府有效推进和落实共同富裕,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扩大参与正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政治自由等权利。第二,坚持程序正义。政策的制定出台、实施以及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既定的规则、方式与程序进行与实施,并保证其公开透明。第三,坚守权力运行正义。坚决防止与杜绝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权力滥用腐败的现象,保障政治权力始终在维护人民权利的“正轨”上运行 [15] 。
三是基于慈善与志愿服务的文化伦理路径。该路径要求在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社会思想文化中,注入公平正义等重要元素,构建并推进21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或宣传、弘扬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优秀精神文化,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周中之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在于构建并推进21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古代以儒家“仁爱”为原则的慈善伦理占据慈善文化的主导地位,统摄全局。因此,新时代慈善伦理理念体系要承继古代慈善伦理“仁爱”的基本原则,灌入新时代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重要元素。在支持共同富裕中,引领慈善主体用无私奉献的动机去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16] 。曹洪军、周胜艳指出要把慈善捐赠、慈善救助作为一种良好的品行加以宣传,呼吁参与慈善捐赠的主体给予弱势群体切实的帮助和关怀,同时,对积极参与慈善捐赠的主体给予一定形式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及补偿,从而提高他们感知慈善文化、关注慈善事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7] 。
3.3. 对共同富裕伦理思想资源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探析
3.3.1. 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
共同富裕思想具有来自中西方的丰富伦理思想资源。其不仅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还从西方伦理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深受启发,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资源。高宏利认为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思想主要来源于五千多年厚重而灿烂的“富民利民”思想中。荀子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荀子·正论》),董仲舒认为“天常以爱利为意”(《春秋繁露》),诸如此类的主张表明,我国素有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思想传统 [18] 。陈伟宏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伦理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公平分配资源的美好追求,表明了共同富裕之“共同”的道德思想来源( [10] , p. 49)。董潇珊,陆永胜探究了共同富裕思想中的“儒学基因”,儒家“天下为公”“由礼进仁”“兼覆无遗”等伦理思想与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及资源共有、共享、共富的价值诉求高度契合,说明了共同富裕思想是传统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在当代语境中的智慧延展 [19] 。
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资源。张志丹指出了共同富裕的价值主旨来源于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人民至上”理论。共同富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以“人民至上”理论为价值主旨,把人民幸福作为最终的目标与谋划,与剥削阶级所谓的“富裕”学说迥然不同 [20] 。范伟伟则注意到了共同富裕对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马克思于《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了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简言之,意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科技进步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能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时,人通过自由劳动而非生存劳动,以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人的生存、社会与自我发展的需要也都获得了充分展现,基于需要原则而实现的人人平等与社会公平,正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共同富裕所展望的最终愿景 [21] 。
3.3.2. 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停留在理论研究与思辨研究层面。其强调的是概念、理论的建构,主要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加强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冯霞,简智荣采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与共同富裕之间“阶段性”特征的内在一致性。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观是一个从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到以“按需分配”为原则,从实现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渐进发展过程。而共同富裕绝不是无差别的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不能企图一次性消除一切不平等,共同富裕实现分配正义本身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22] 。虞崇胜采用了层次分析法,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严格遵循三个层次的伦理逻辑,即初层伦理以少数先富为前提,中层伦理以他者富裕为条件,高层伦理以共同富裕为归宿。通过与比较分析的方法相结合,他指出初层伦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应的是“各美其美”;中层伦理“先富带后富”对应的是“美人之美”,高层伦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应的是“美美与共”。只有精准地把握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伦理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才能实现 [23] 。
近年来,有学者采用了“源原之辨”的方法,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基础进行考察。如海日汗、晏辉从初始根据、理念生成和制度设计三个要素出发,为共同富裕的正当性提供一个更为源初的基础证明。他们指出共同富裕有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那就是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自在地就是目的。共产党人将共同富裕确立为使人民成为主体的终极目标,这是最大的也是最高的伦理精神。完成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就是使每个有理性存在者都自在地是目的这一初始根据成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信念和理念,进而变成一种现实的社会过程。这就是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的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从初始根据到理念生成再到制度设计,完成的是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基础论证 [24] 。基于“源原之辨”的内在逻辑考察,该论证深入源头到对前提进行探析,对思维和方法进行研判,这对于目前学术界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停留于理论分析的层面,并未采用实地调研、访谈获取相关事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
4.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4.1.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30年来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研究仍在一些不足。一是在共同富裕的伦理界定与向度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普遍立足于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社会等五大伦理向度来理解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研究的视域并不全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挖掘。二是在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分析上,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研究虽然实现了研究视域的深化与研究对象的拓展,但通过与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与伦理路径研究的比较分析可得,其研究并未立足于五大伦理向度而展开,仅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视域与不同主体出发对其伦理价值进行了诠释,这就导致了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向度研究不成体系。就共同富裕的伦理路径而言,目前学术界已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伦理向度展开了研究,但生态伦理、社会伦理等层面的伦理进路的构建并未深入探索。三是在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与研究方法的探析上,就前者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丰富多元的共同富裕伦理思想资源的挖掘也不全面。就后者而言,近30年来国内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助于逻辑分析的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等,其方法的运用大都侧重于理论研究与定性研究,而较少采用量化研究与实证研究。
4.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文评述,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一是勇于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探寻共同富裕伦理界定与伦理向度研究的新视域。就其研究领域的内部而言,在立足于共同富裕的五大伦理向度,科学界定共同富裕的伦理内涵的基础上,还可以挖掘农业伦理、劳动伦理、发展伦理等新视角。就其外部而言,可立足于新历史方位与新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在剖析其伦理内涵的基础上,构建起从多主体、多对象、多维度切入研究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新视域。
二是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价值与伦理路径的体系化研究。就前者而言,基于不同的向度思考与展开共同富裕的伦理价值研究,其所得出的伦理意蕴必然不同。因此,学术界不仅要从不同视域与不同主体出发对其伦理价值进行诠释,还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于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社会等五大伦理向度,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价值的体系化研究。就后者而言,要大力加强基于生态、社会等伦理向度的新时代共同富裕伦理进路的构建研究,进而保证其在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向度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伦理路径研究的系统化与体系化。
三是深入挖掘共同富裕的伦理思想资源,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加强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的量化研究与实证研究。就前者而言,在对共同富裕的中西方伦理思想资源探析中,还可以挖掘中国“法无贵贱,财均贫富”“义利统一”,西方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幸福伦理等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就后者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阶段面临的时代问题与现实问题都是不同的,因此,对共同富裕的伦理学研究的方法,不能只局限于在理论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层面。这就需要立足于新时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通过采取实地调研、亲身访谈获取相关事实数据的实证研究,构建起一套具体的、可量化的关于共同富裕伦理学研究的方法。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边彊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及对策研究——以广西防城港市东兴市为例”(YCSW20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