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继承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马克思辩证法的形成离不开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影响，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被忽视，他们妄想“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 [1] ，取消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的辩证法，即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推崇自然主义。对总体性辩证法的拒绝是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缺少革命性、实践性，走向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实证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机械决定论所取代，总体性范畴日渐消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卢卡奇将视野复归到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通过确立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的空间，并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2. 总体性辩证法的提出
2.1.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现实背景：普遍异化的世界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作于1922年，国际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个带有毁灭性质的异化社会，异化问题成为整个时代无法逃避的难题，卢卡奇对此抱有严重的悲观主义态度，看不到通往现实的道路。另一方面，欧洲工人运动惨遭失败，卢卡奇从德国回到匈牙利投身参加的工人运动也同样如此，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作为工人运动成功的典范，为投身于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家打开了无产阶级研究的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对碎片化世界的失望和对总体性的复归成为卢卡奇的理论冲动，卢卡奇在继承与超越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
2.2.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可能性：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
“总体性”这一概念最早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总体性”概念上升到哲学层面，成为一个哲学概念。“总体性”多次出现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如“对于部分而言的总体性”以及“知识的总体性”。后来，黑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将总体性概念看作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外化的过程，并在探讨市民社会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总体性是历史的规定，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历史的具体总体性。受黑格尔影响，“总体性”概念多次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第一次以“生产力的总和”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的总体”，“工人总体”，“机器的总体”等概念也在《资本论》中反复提到，为此，卢卡奇“把辩证法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作了一个可能性的嫁接。” [2] 针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卢卡奇率先以总体性概念打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空间，逐步恢复总体性思想。卢卡奇一开始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对现代的生存困境持有严重的悲观主义态度，看不到通往现实的道路，即人自身的生存与灵魂处在分裂之中，人被上帝抛弃，“随着思想的进展，在《小说理论》中，从新康德主义转向了黑格尔。” [3] 但是在这一时期，卢卡奇对总体性的思考带有很大的乌托邦主义色彩，不具有现实性，认为总体之所以为总体，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其内部，不具有超越现实物化困境的可能性。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卢卡奇开启了“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 [1] 卢卡奇更加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因素，敏锐地察觉到了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中蕴含着革命的因素——改变世界的力量，找到了通往现实的道路，即以总体性辩证法唤醒无产阶级意识，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2.3. 总体性辩证法提出的现实需要：物化意识对人的主体精神与革命意识的瓦解
以总体性范畴作为切入点，卢卡奇指出通过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不可能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问题。“物化意识的普遍生成导致人们对自己的物化生存境遇采取直观的态度，一切超越物化结构的批判性精神荡然无存。” [4] 即人们的主体精神和革命意识在资本主义普遍物化和资产阶级意识的缝隙中被彻底瓦解。在普遍物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人被下降为维持生命存在的商品材料，人彻底沦为商品，人作为现实中的人的主体性丧失，彻底丧失超越物化结构和进行革命的主体维度，反过来自觉维护物化现象与物化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物化普遍化给人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将此种物化内化，即物化统摄着现实，同时规定着人的内在生存结构和活动形式。物化意识使得整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和洞察力软弱无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物化这一神秘力量，严重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实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物化这一资本主义反思批判主题紧抓不放，反复申说。卢卡奇认为，为了揭示物化这一神秘物，人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结合当时各国的具体现实，恢复马克思辩证法应当的地位，重启辩证法的活力，在思想上认识上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来突破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及其所决定的单纯直观的认识思维；卢卡奇赋予“总体性”概念绝高的地位，指出辩证法最核心的概念乃是“总体性”原则：“总体性”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一直属于隐而不显的状况，散落其中。而卢卡奇以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作为研究路径，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对这一概念赋予绝高的地位，成为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3. 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
3.1. 总体性辩证法是具有中介性的具体的总体而非个体的机械组合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黑格尔的两个核心范畴出发，即“直接性”与“中介性”，直接展开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量化以计算和机械组织的形式，将生活的诸要素皆纳入一种直接性的结构。显然，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结构是以“商品”为核心的，而这一结构的直接性事实上也恰恰是“商品”这一形式的直观性。在主奴辩证法中，黑格尔认为主人最后终于堕落为从属于奴隶的地位，恰恰在于主人同物之间并不以具体的劳动为中介从而扬弃物的直接性，而是直接的占有和享用物。“商品”恰恰具有这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作为物是被人直观的享受的，从而人们在以生产和获得“商品”为目的的形式组织社会生活时，就不可避免的采取直观的态度而放弃了人类活实践的历史性和中介性特征。资本主义忘记了它的那些被看作是直接的永恒不动的铁律一般的经济原则，不过是人类社会中各种要素的一环，是以社会关系的其它要素为条件中介性的生成的。而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批判中，卢卡奇揭示出了黑格尔辩证思维方式同这种直观的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传统的量化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中，世界被设想成人类的感性直观可以分别的诸独立的要素，它们彼此之间缺乏确定的内在联系。而主体不仅仅面对这些直观的要素，也以一定的直观的目的性为根据，加工这些要素，从而为了这一直观而确定的目的而渴望排除一切变化性和偶然性。因此，量化的思维方式就成为了一种非常诱人的理论和实践方式，因为量的规定乃是外在于事物质的差异，并将诸异质要素间质的差异忽略，将其纳入量的连续性统一的网络之中，使得不同的质的因素在这一同质性的网络中彼此过渡。在这一被精密量化的网络之中，一切中介性的东西同时也被看作同那些直观的要素一样是事实性的从而也仅仅是偶然性的外在关系，而这些偶然的关系则由于仅仅是被同样偶然的给定事实所第二性的确定的，从而也就是机械必然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外在必然性的关系模态。
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最大的功绩就是拒绝这种外在关系论的模态结构，而做到这一点的就是黑格尔的中介性的总体性。在黑格尔那里，各要素并不能直接性的存在，而仅仅只能通过那诸要素互相中介构成的总体而存在，而每一感性可分辨的要素都仅仅是在总体性的相互条件中被结构着的一个子集。而那最高的中介了一切的总体性，作为一切关系的最终统一形式，因为扬弃了一切直接性，乃是一种不断生成变化的历史性总体。
卢卡奇理论的专长，就是为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提供了一幅目的论式的图景。资本主义的缺陷在于：首先，资本主义仅仅将生活的某一方面看作是直接的和永恒的，而忘记了生活总体的多元条件间的相互中介性，从而也就忽略了生活在总体上的丰富性;其次，通过资本主义式的分工，不同的部门和生活的目标被孤立为彼此分离的形式，而这些形式仅仅按照自身的原则理性的进展，而目标之间仅仅是机械的复合，它们并不将其他的目的也纳入自身的考量，从而又总体上诸目的又仅仅是处于盲目的互相拮抗之中。因此，共产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机械的外在关系性的发展模式，而实现对生活目的的丰富性和总体性的把握，从而将生活中一切直观的要素都纳入总体性的中介性之中。
3.2. 总体性辩证法是标志着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的范畴
总体性与社会性具有本质的内在关联，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与社会性相互贯通。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总体观影响，但马克思并不是直接套用黑格尔意义上的总体，即精神实体，而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以货币作为切入点，从总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指出了历史是从人开始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关注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辩证的总体性概念所研究的对象并非抽象的、孤立的社会事实，而是进入历史进程的社会存在。社会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的历史，历史作为总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整体性。总体性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具体的、不断生成的社会范畴。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存在的社会现实，否认社会历史的生成的可能性，都没有掌握总体性的方法，因此他们无从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落入了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圈套。考诸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卢卡奇首倡提出，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局部去认识是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而不是一个枝节问题；建立在局部基础上的认识，使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合法化，无产阶级意识无法觉醒，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建立在总体性范畴的基础上，以辩证法为思想武器，建立起取代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可能性，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发展与完善建立起可靠的机制。
同时只有在历史性中总体性辩证法才具有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卢卡奇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无疑在提醒我们阐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本书的理论核心，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哲学方法，它的最终目标乃是改变现实，用无产阶级意识取代资产阶级意识。伯恩斯坦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把辩证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抹杀掉，采取保守的革命立场，取消辩证法的能动本质，从而取消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作为主客体关系的旁观者只能被动的等待革命自行发生，本质上却是在为资产阶级辩护。“黑格尔把历史与逻辑一致起来”意味着，“他的哲学科学是思辨哲学，而非实证科学” [5] ，即黑格尔用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卢卡奇认为这种辩证的态度具有革命性，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证化的方法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种实证化的科学方法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是迎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刻意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只有总体性辩证法才具有变革社会的可能性。
3.3. 总体性辩证法标志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关键在于把握总体性范畴；总体性范畴同时具备理论上的认识功能，以及实践中能动的革命性功能。伯恩斯坦等人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分离开来，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直接抛弃了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合法化，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结果只能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抽去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丧失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可能性，直接落入机械唯物主义的窠臼之中。对此，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理论家奋起反抗，坚持革命立场，把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加以考察，揭露资本积累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从而必然产生无产阶级革命。质言之，只有紧紧抓住总体性这一核心范畴，才能确立正确且合理的革命策略。革命党人制定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在此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产生的分歧，从本质上说是由是否掌握了总体性辩证法引起的。由此可见，总体性是标志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存在的范畴，同时是制定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最重要依据。那么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就不仅是停留在社会和历史层面上的辩证法，而且是革命与实践意义上的辩证法。脱离总体、脱离人类历史、远离社会存在，辩证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据与基础；而“如果摒弃或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 [1] 。
4. 总体性辩证法的革命意义
4.1. 总体性辩证法推动无产阶级意识的生成，突破物化结构
阶级概念具有主体的总体的现实性，无产阶级意识从自发意识上升为自为意识，将成为破解异化难题的关键，是超越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意识作为总体性辩证法，将有可能从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中撕开一个缺口，重新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也包括人与自身的关系。首先，“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 [6] ，它意味着无产阶级能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成与发展中寻找到自身的主体性力量，生成未被物化意识吞噬的他者性内容。因为尽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具有基本相同的直接的社会存在，但是“资产阶级注定无法达到阶级意识。” [7] 而无产阶级内在的具有突破物化意识的革命力量。
4.2. 总体性辩证法推进总体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总体性革命关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只有通过总体性的视角，才能建立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以一种商品的形式存在的客体的上升认识，才能透视物化意识的本质规定性，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才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即原来作为客体存在的无产阶级倒转为新的主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的主体：人成为一切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本尺度。无产阶级作为人之为人的生成过程，既是社会历史的真实发生过程，也是总体性能够产生的现实条件。总体性意识的建立与无产阶级及其意识的生成、全人类解放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总体性意识的建立是理论层面而言的，无产阶级及其意识的生成、全人类解放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的，但二者具有内在的本质关联，即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在卢卡奇的理论语境中，历史不仅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也是人生成的现实境域，辩证法就是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规定与思想表达，总体性范畴不仅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存在特征，也表现为人之为人生成的根本目标。换言之，全人类解放与总体性辩证法具有根本的内在关联。
5. 结语
卢卡奇在继承与超越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拯救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所扭曲的马克思主义，重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充分发挥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结合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新变化，重整当代理论思潮的新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人文精神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与发现。对于这一批判研究思路，首先，我们需要从当代语境与社会现实出发重新思考其理论发展，而非简单片面地以其理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一致来判定。其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在20世纪初期德语学院的思想主流中孕育而生的，与正在广泛兴起的学院左派具有极强的亲和性” [8] ，因此，对于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