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是一联流传已久的谚语，用以形容明代江西士人之于朝堂势力之盛，以至于翰林中多有吉水之人、庙堂之中半为江西之士。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其词，但也能够从侧面反映江西人在明代政坛之中的参与度颇高。明成祖永乐间初置内阁，首批七名阁臣中江西人占据了四位，其中解缙是吉水人、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孜是新淦人、胡俨是南昌人，这也是“朝士半江西”之谚最直接的映证。但该谚显然并非是放之全明一代而皆准的，江西士人在明初朝堂之中的盛况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明末，如果此谚存在一个适用时期的问题，那么其若要断限又当以何为准，关于这个问题，明代当时便有部分士人发表了相应的回答。
2. 明人眼中的“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
明代士人张瀚在其笔记《松窗梦语》中言：“谚云：‘翰林多吉水’，历考嘉、正以前，信然。” [1] 徐咸《西园杂记》中则有江西与浙江士人争论本省人才孰优时援引时谚：“江右者证以‘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说，以为江优于浙。” [2] 足见明朝当时便有此谚流传。后来钱谦益在编纂《列朝诗集》时则记之更详：“国初馆阁莫盛于江右，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语。” [3] 《明纪编遗》亦载：“初，文运江西独盛，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自后浙省文运遂盛，与江右比肩云。” [4] 此几位作者对该谚语所形容的年代颇有不一，张瀚认为在正德、嘉靖之前的江西足以当此形容，他是嘉靖十四年进士，至万历时去世，是亲眼见证过嘉靖末随着严嵩倒台而江西士人大体上随之退出中央决策圈的，其言当与此事不无关联。徐咸则是正德六年进士，出仕在正、嘉之间，故其时间当较张瀚更早，可上溯于正德时期。钱谦益、叶珍皆是明末清初人，他二人称是“国初”、“初”，即明代初年，此范围颇大，令人难以断限。但考虑到钱谦益在品评明代学风曾写：“国初之儒者，其旧学犹在，而先民之流风余韵犹未泯也。正、嘉以还，以勦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腐。” [5] 故想其所言之“国初”是与更晚的正德、嘉靖朝相有所对应，这与前面所举张瀚、徐咸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
叶珍对此谚还有后来浙江比肩江西之语，这一观点可以参考万历时张朝瑞在《皇明贡举考》中按语：“国初文运江西独盛，故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正统乙丑商辂举三元之后，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不及矣。成化以后，则南畿与浙江并盛。” [6] 这里由科举的角度出发，认为江西在明初之时的文运是独盛，以正统间商辂之“举三元”为标志，江西在科考方面被浙江超过，至成化又被南直隶赶上，亦可见成化对“朝士半江西”之谚的适配范围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
而《皇明从信录》中对浙人商辂的评语亦于此有一定关联：“而我朝取三元者唯商辂官至内阁，秩一品，业为名臣。初，文运惟江西独盛，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此后浙省遂盛于天下，江西稍不及。” [7] 此言认为自商辂之后浙江便在“文运”方面压过了江西的风头，考商辂虽为正统十年进士，但其“秩一品，业为名臣”则是成化三年重召回朝入阁以后的事情了，且其本人亦是在成化二十二年去世。因此若将商辂作为此谚流行时间线中的一个“锚”的话，那此“锚”的一个落点便可放在在成化末年左右。
由此便可大抵勾勒出一个符合时人心中担得起“翰林多吉水，朝士(内)半江西”之谚形容的江西士人群的时间轮廓了：以其早终则不会晚于成化，以其晚去亦不早于正、嘉。成化、嘉靖之间者，为弘治、正德二朝，但此二朝之事，尤其弘治时期与前朝成化关联颇为密切，因此若欲言之，则当从成化说起。
3. 成化间逐渐党争化的“朝士半江西”
较之明初永乐至宣德间江西人在朝号称“朝士半江西”的盛况而言，成化间江西士人的在朝状况虽有所不及，但却也可称得上是自此之后的一个“高峰”了。成化年间，共有阁臣十二人1，其中来自江西的阁臣便高达五人，如果将孝宗即位之后新添入阁的刘健、徐溥二人剔除，单论宪宗在位之时的十名阁臣，那么其中的江西人便达到了半数，且他们全部来自于吉安一府，据此形容成化时的朝堂政治是“阁臣多吉安，宰辅半江西”亦无不可，这或许便是前文所举《皇明从信录》等材料将“朝士半江西”之谚断限在成化之前的缘由。
但细究之下亦可知，陈文与刘定之分别殁于成化之四年、五年，彭华、尹直入阁又分别在成化二十一、二十二年，成化时这一“高峰”似乎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尤其是在成化十一年彭时逝世之后，十年间内阁中已不见江西人之身影。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宪宗执政的晚年，江西士人于朝中的影响力节节攀升，不仅有彭华、尹直的先后入阁，还有黄景、李裕、谢一夔等诸多已致仕的江西籍臣工重返朝堂，江西士人们一扫先前之颓势，几乎将要重现“朝士半江西”之盛况，而这一奇怪的状况则是与当时受宠的“佞幸”李孜省分之不开的。
自成化十五年起，南昌人李孜省进以方术，深得宪宗宠幸，“躐官至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寻进工部尚书，赏赉钜万，分献郊祀，恃宠骄恣。” [8] 于是其在朝中勾结乡党、打压异己，一度以“扶鸾术”当众在沙盘上推演出“江西人赤心报国” [9] 之语，并乘机将一众已致仕的江西士人重召为官：“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刘敷、礼部郎中黄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书李裕、礼部侍郎谢一夔，皆因之以进。间采时望，若学士杨守陈、倪岳，少詹事刘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诸名臣，悉密封推荐。搢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 [9] , p. 7882)刘健等名臣尚需“密封推荐”，内阁执政们都要“从而附丽之”，足见李孜省一党在朝中风头一时无两。时人黄瑜引宋端仪所言，称：“孜省尝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报国’之语，以尹太宰旻不右江西人物，乃叶谋挤罢，而用裕代之。又用计罢刘阁老珝，而用泰和尹直代之。起永新刘敷长台宪，擢高安黄景贰礼部。而新建谢一夔、安成刘宣，俱出翰林，竞亦附丽，一夔进司空，宣亚吏部，物议喧然，惟羡旴江何公乔薪之介特。” [10] 《明史》亦称大学士万安即是与李孜省党羽安福人彭华为伍方能排除异己：“而李孜省、邓常恩方进用，安因彭华潜与结，藉以排异己。于是珝及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而华遂由詹事迁吏部侍郎，入内阁。朝臣无敢与安牴牾者。”( [9] , p. 4524)由是可见，江西人此间在朝一时堪称风光无限，除本乡之党外，异己者或贬或斥、顺己者或升或陟。如此豪横之盛况，较之明初杨士奇等在朝时非但不遑多让，反而似乎要更能担得上“朝士半江西”之谚。但如此行为，实际上也为日后江西士人在朝的困局埋下了祸根。
在这无人能抵牾的“朝士半江西”之风光情形之下，尹直一度飘然得意而言：“吾江右士夫，素以刚介寡偶，一旦联陟，舆论翕然称快。” [11] 后世王世贞在论及此事时则反唇相讥曰：“然则尹之典密务，与王公皆自李孜省引之，而所谓舆论翕然称快者，宁实录也？” [12] 想尹直之言江右士夫“刚介寡偶”当有自夸之意，亦存自傲之心。“无党”向来是儒家思想中君子的一个重要品质，《尚书》中便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之语，尹直以此自夸乃攀附君子，亦是彰显对先代江西诸贤所心存的景仰之情。而王世贞批评所指对象在尹直之身和“翕然称快”之语，对于“刚介寡偶”则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可见在成化李孜省等人弄事之前的江西士人不作结党之事也是能够得到后世承认的，但这段话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便是成化间李孜省、尹直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实际上构成了以江西“乡党”为核心的党争之祸。
清代乾隆时《通鉴纲目三编》中对此事评价言：“明季门户之习为一代深锢之患，然当成化以前未有显然援结芘其乡里连及阖省者也。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复假邪术言‘江西人赤心报国’，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已，遂减江西解额，且榜禁之，使不得选朝官，誉北故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该评价将李孜省“江西人赤心报国”一事列为明代门户之习、党争之祸的开端，方志远、谢宏维在编撰《江西通史·明代卷》时亦认为此事是有明以来的头一回：“这种公然以地区划分势力的做法在明朝却是第一次” [13] 。
正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言，成化末以李孜省为代表的在朝江西士人以地域门户划分乡党，并实施党争之事，从而开了明代门户党争之先河，这固然会使得江西人在朝一时风光无限，但也深切地影响了之后的江西士人在朝之状况。李孜省等人公然以地域划分政治势力、打压异己，早已引得朝野哗然，因此在李孜省最大的靠山——明宪宗去世之后，对于朝中的江西士人，尤其是与李孜省一党关联密切者而言，情况便急转直下了。
4. 弘、正时“朝士半江西”的无力再复
在宪宗去世，孝宗甫一即位之时，李孜省等方士便在御史的弹劾之下尽遭贬斥，《明孝宗实录》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条载：“上俱答曰：‘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顾经、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引用奸邪左道害正，宜置诸重罪，但宅忧中，姑从宽，俱谪戍甘州等卫。梁芳、韦兴、陈喜降南京御用监少监闲住。万喜降指挥使，万达、万祥降副千户。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番僧，冒滥升赏，縻费钱物数多，命礼部即审处以闻。施钦、仲兰降院使，任义、章渊、刘文泰降院判，郑文贵降御医，蒋宗儒、钱宗甫降医士，胡廷寅削其官。’”
而朝中的许多江西士人也因与其有关系而遭受弹劾：“六科十三道交章劾奏：大学士尹直、吏部尚书李裕、右都御史刘敷、右副都御史丘鼐、礼部左侍郎黄景，皆与李孜省同恶相济，奸邪贪黩。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丘浚，掌尚宝司事、左通政李溥，右通政陈琬，太仆寺卿李温，少卿林凤，俱昏庸误事，奔兢无耻，乞明正其罪，或罢归田里，以为人臣不忠之戒。”(《明孝宗实录》卷五成化二十三年十月癸巳)此时孝宗以正当用人为由，将之驳回：“直等皆先帝简任，朕初正位须用人理办庶务，尔等何为劾之？不允。仍令直等各尽心供职，勿生嫌疑。”
但尹直、李裕、刘敷等人眼见靠山已倒，心知大势已去，便接连上疏请求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尹直，再乞致仕，不允”(《明孝宗实录》卷六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申)，“吏部尚书李裕，以科道论列，乞致仕，允之。李孜省尝援裕为族兄弟，故骤致进用”(《明孝宗实录》卷六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辛丑)，“罢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敷，以科道论列也。敷前已致仕，复因李孜省起用，故言者深诋之云”(《明孝宗实录》卷六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癸卯)。尹直虽前番主动请辞未得准许，但后来亦在言官弹劾之下致仕回乡：“吏科左给事中宋琮等言：比因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等官尹直等，奸贪不法，奔竞无耻，臣等科道官交论之。皇上已令尚书李裕、都御史刘敷致仕去，臣等窃以尹直及礼部左侍郎黄景，奸贪奔竞，比之李裕等为甚。……上曰：尔等言是，尹直、黄景既进用不合公论，直令致仕，给驿还乡，景冠带间住。”(《明孝宗实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癸丑)
宪宗去世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而次月众臣即按捺不住，联袂上疏弹劾李孜省等，足见群臣之急切，亦足见群臣压抑已久之不满。其后十月言官弹劾李孜省乡党尹直等时孝宗尚且不许，但十一月便将之一一致仕，亦可略为窥见孝宗在对待李孜省一党时，平静表面之下所暗藏之心急。
此后朝内担任重要职位的江西人几乎被一扫而空，整整弘治一朝也没再有江西宰辅进入内阁2，七卿之中也只有何乔新(任刑部尚书为弘治元年正月至四年八月)、徐琼(任礼部尚书在弘治九年四月至十三年五月致仕)、傅瀚(在弘治十三年五月接替徐琼任礼部尚书，至十五年二月卒于任上)、张昇(在十五年二月接替傅瀚任礼部尚书，至正德二年闰正月致仕)这四位江西人，且普遍任职时间不长。
在经历弘治朝的沉寂之后，正德时江西士人们并未迎来所谓的“否极泰来”，反而在朝中刘瑾一党的秉政之中，情况进一步恶化。武宗即位以来，颇为宠幸宦官刘瑾，而刘瑾一派中的重要党羽焦芳素来衔恨于江西人：“每言及余姚、江西人，以迁及华故，肆口诟詈。”( [9] , p. 7835)便连武宗也听其诟詈之语，称：“江西多玩法”3。焦芳为河南泌阳人，曾在李孜省一党掌权之时与其时江西乡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彭华嫌隙颇深，故由此迁怒于整个江西人群体，在其因依附刘瑾而进入中枢之时，自然也要以门户党争“还以颜色”。
正德元年，诸朝臣请黜刘瑾时，江西安福人张敷华便上疏痛陈刘瑾罪状，但旋即因此遭遇构陷，含冤而死，而张敷华在该年十二月便已致仕，于次年六月去世，直至刘瑾死后第二年才平反加谥。( [9] , p. 4919)《实录》中便疑将张敷华、刘健等人贬斥的诏书是焦芳所撰：“其文乃瑾私人属笔，或曰焦芳为之”。(《明武宗实录》卷24正德二年三月辛未)正德二年，张昇因反对依附于刘瑾的秦府镇国将军朱诚漖袭封保安王一事“忤刘瑾”( [9] , p. 4883)，因而称病致仕。正德三年，因满剌加来朝使臣亚留原为江西万安县逃犯萧明举一事，焦芳借题发挥，甚至一度想要削减江西的乡试名额：“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华、尹直、徐琼、李孜省、黄景等，多被物议。宜裁减解额五十名，通籍者勿选京职……且言：‘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宜榜其罪，使他日勿得滥用江西人。’”( [9] , p. 7836)此事虽最终被杨廷和叫停，但有此类对江西抱有成见的狷狭之人参预机务，朝中江西士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如严嵩等即此时称疾去职而避居于乡( [9] , p. 7914)。
在刘瑾伏诛、焦芳被逐出中央之后，朝中江西士人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好转，但也仍然举步维艰。弘、正二朝三十余年间的诸多阁臣中，仅有的江西人费宏，即是在此时入阁，但其仅在阁三年便被迫去职致仕( [9] , p. 5107~5108)。武宗朝七卿之中仅仅张敷华、张昇、李士实、费宏(费宏于正德五年九月起任礼部尚书，次年十二月入阁)四人来自江西，且其中张昇为弘治朝已经任职的老臣，而张敷华、李士实二人任督察院都御史仅一年便致仕。其中张敷华在正德元年正月任左都御史，十二月便致仕，尚不到一年，李士实则任右都御史在正德七年七月，八年十一月致仕，时长一年多，再加上前文所提及诸人，此两朝间七卿也仅是七位江西人而已，且此时六部尚书中江西人多任在刑、礼二部，更为重要的吏、户等部始终无有染指，较之前代以来“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盛况显已不可同日而语。
5. 结语
考察“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谚在不同时期不同人口中相应的断限定语变化，便可看见明代江西士人在朝堂中的不同地位与盛衰状况。明初“文运江西独盛”是建立在明朝立国之初各地在元季兵燹之中损失惨重，江西并未遭遇太大兵祸破坏，从而相较于他地显得更为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文教兴盛，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的进士加入朝廷仕宦，方能达成“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这一盛况。但到了明中期，随着浙江、南直隶(尤其是苏、松)等地逐渐从明初的凋敝之中恢复并崛起，江西不论是从进士数量还是经济水平等诸多方面都被追上甚至赶超，来自浙江、南直等地的士人们在事实上分夺了明初以来江西人在朝中所执掌的权柄，于是原先的“朝士半江西”的盛况便逐渐难以维持。
成化间以李孜省为代表的在朝江西士人利用宪宗的宠幸而暂时重新达成“朝士半江西”的局面，但仅仅依靠投君王的个人喜好，这一“盛况”显然是无根之木，且以地域为阵营划分依据的做法也更易在朝中四面树敌，尤其是他们的行为在事实上开启了地域党争之实，这也为后来大量江西士人被清除出朝廷埋下了祸根。于是，在宪宗去世、孝宗即位之后，以李孜省为代表的在朝江西士人便旋即遭遇反噬，随着李孜省等方士的被逐而几乎一扫而空，并在整个弘治朝中一蹶不振，基本上处于一个游历在中枢决策圈之外的状态。此后刘瑾擅权，其党羽焦芳如法炮制了针对于江西人的地域党争，使得江西士人在朝所面临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是明中期在朝江西士人群体所遭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明初以降“朝士半江西”局面的基本终结。此后的嘉靖朝虽也有如桂萼、夏言、严嵩等因“大礼议”得世宗宠幸而身居宰辅之位者，但他们随即便陷入了与其他人甚至与同为江西乡党的党争之中，桂萼同张璁一道与夏言相争，夏言又与严嵩相争，最后严嵩入阁长达十九年，权倾天下，“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 [14] ，但最终又在与徐阶的党争之中落败，而当时的许多在朝江西士人们又随着严嵩的倒台而被清算和逐出朝廷，正如成化李孜省之故事。
由此便能总结出明中期江西士人所面临的困局了，即自成化以来，在江西科举逐渐不占优势的背景下，江西士人的正常历官仕宦已经无法维持原有先明初以来的“朝士半江西”的局面，以媚上手段得幸虽可恢复这一盛况，但又必须以地域党争的手段打击政敌方能继续维持之。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其权势之来源并非以大量的江西科考人群作为根基，而是建立在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宠幸之上，倘若皇帝不再宠幸，那么这“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非但不能维持，甚至还会将朝中大量的江西士人拖入泥淖，被一并逐出朝廷。可以说，正是成化时期以李孜省为首的江西士人们成为了有明一代地域党争的滥觞，才导致了此后弘治、正德间江西士人被排除出庙堂中枢，并被焦芳等人以党争手法所针对和打压，当时的江西士人以正当仕宦显然难伸拳脚，于是后来便又有在嘉靖“大礼议”中以迎合上意得幸被擢从而秉持中枢的江西士人，但身居高位的江西人却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地域党争之中，并且最终在其中走向败亡，而又将在朝的江西人重新拖入了前面的循环之中。
总而言之，明中期的江西士人面临着过去“朝士半江西”之谚所描述盛况的激励与鞭策，并对其心生向往而意欲重现之，但时代早已变更，他们以正常的手段已无法继续予以维持，而以媚上手段虽可短暂达成之，但却又会最终导致江西人在朝困境的进一步加剧。这是江西在明朝地位渐趋下降、逐渐不复往日荣光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催化明代之江西进一步衰落的重要原因。
NOTES
1李贤(河南邓州)、陈文(江西庐陵)、彭时(江西安福)、刘定之(江西永新)、商辂(浙江淳安)、万安(四川眉州)、刘珝(山东寿光)、刘吉(北直博野)、彭华(江西安福)、尹直(江西安福)、徐溥(南直宜兴)、刘健(河南洛阳)。
2考弘治元年至十八年间，阁臣先后有刘吉(北直博野)、刘健(河南洛阳)、徐溥(南直宜兴)、丘濬(广东琼山)、李东阳(湖广茶陵)、谢迁(浙江余姚)六人，无江西籍贯者。
3《明武宗实录》卷59及谈迁《国榷》卷48，在正德五年正月己卯条下皆有记载，称之为“中旨”。而《明史》卷306《焦芳传》中记其原句“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为焦芳言语，故此应为武宗听信焦芳所言之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