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具有积极寻求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系,强烈的归属于某一群体的动机(Baumeister & Leary, 2017)。当个体被社会团体或他人所排斥或拒绝,其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到阻碍,这就是社会排斥(杜建政,夏冰丽,2008)。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经历社会排斥,也观察到他人被排斥。已有研究表明,排斥会引起被排斥者的攻击性行为(Poon & Chen, 2014, 2016),亲社会行为减少(Twenge et al., 2007),认知功能受损(Xu et al., 2018),甚至可能导致抑郁、自杀等问题出现(Chen et al., 2020; Niu et al., 2016; Reinhard et al., 2020)。
人类拥有一套敏感的排斥检测系统(Williams & Zadro, 2005),即短暂的排斥也使个体产生强烈反应。以往大量研究表明,被排斥的个体表现出最强烈反应之一是归属感、自尊、存在意义以及控制感等基本需求受到威胁(Claypool & Bernstein, 2014; Wirth, Sacco, Hugenberg, & Williams, 2010; Williams & Nida, 2022; Zadro et al., 2004)。Williams (2009)的时间需求威胁模型中认为这是对排斥即时的反应(反射阶段,reflexive stage),并指出该阶段对调节因素是不敏感的,是因为排斥引起的基本需求威胁是人类进化中固有的并不会因其他因素的出现而改变(Shilling & Brown, 2016)。但最近的研究和元分析(Hartgerink et al., 2015)表明,反射性阶段的反应也可以被其他因素调节,比如个体差异(Yaakobi, 2022)、感知排斥是否公平(Tuscherer et al., 2015)、经历排斥后不同的归因方式(Yaakobi, 2021)等。
尽管许多研究探讨了排斥造成的基本需求、行为和认知的后果,但是大多是研究只是向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模糊的排斥场景,让参与者认为这是从根本上不公平的排斥来进行操纵的(Tuscherer et al., 2015)。例如,在拒绝范式中,研究者明确告知被试其被拒绝或排斥(程苏,刘璐,郑涌,2011),被试并不知道其被排斥的动机是什么;在凝视范式中,要求被试想象与视频中的人互动,但该人将视线从被试身上离开(Wirth et al., 2010);在放逐范式中,让被试参与抛球游戏,在设定好的程序下,其他虚拟人物不会将球抛给被试(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同样被试也不知道其他人为何不将球抛给自己;在书写回忆的范式中,被试被要求写下自己被排斥的事件经过,而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被试所写的内容是否是真实有效的(Sommer et al., 2001)。总之,在这些范式中,参与者并没有感知到明确的排斥动机。
然而,排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对于排斥实施者来说,大多数排斥情况都涉及到强烈的个人动机(Gooley et al., 2015)。比如,排斥者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而排斥他人(即防御性排斥);或者惩罚、纠正被排斥者的行为(即惩罚性排斥);又或者排斥者对被排斥者存在某种偏见或歧视,没有正当理由排斥他人(即恶意性排斥,杨晓莉,邹妍,2020)。同样对于排斥事件中的被排斥者和观察者来说,感知到的排斥动机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模糊性排斥和有明确动机倾向的排斥。模糊性排斥是指个体并不了解他人排斥自己的原因,这存在于大多数研究中。有明确动机倾向的排斥是指个体能够感知到排斥者出于什么目的或动机来排斥自己。
而感知不同的排斥动机对于被排斥者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的。例如,Tuscherer等(2015)要求被试写下或者想象他们因为做错事情后被排斥的经历(公平排斥)或者没有做错事情也被排斥的经历(不公平排斥),结果发现与公平排斥相比,不公平排斥会导致个体基本需求受到更大程度的威胁,以及更强的反社会意图,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对人际包容和排斥的现象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这说明,被试感知排斥是否公平会影响到其基本需求、认知和行为的表现。但是该研究让被试书写或想象的方式来操纵公平感,其真实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同样,Rudert和Greifeneder (2016)研究表明,如果提前告知被试别人为何会排斥他(比如,接下来每个人都是将球抛给自己最不喜欢的人),那么排斥所造成的基本需求感的威胁感将会减少。
此外,当个体作为观察者时,虽然在观察排斥条件下其感知到的基本需求威胁程度远远小于个体作为被排斥者所感知到的基本需求的威胁(Giesen & Echterhoff, 2018)。但通常会对观察到的排斥现象进行不同的道德判断进而影响到观察者的基本心理需求、情绪和行为(Rudert et al., 2018)。例如,Wesselmann等(2009)要求被试观察网络掷球游戏中的社会排斥与包容现象,通过操纵抛球的速度,从观察者角度探讨了排斥动机对观察者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相同速度传出的观察对象相比,当观察者看到被排斥的观察对象接到球后用较慢的速度传出,就认为观察对象浪费了其他人的时间,进而其对观察对象的补偿行为相应的减少。此外,观察对象的个体特征也会影响到观察者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如果个体了解到被排斥的那个人的地位位于其他Cyberball玩家之上,那么排斥对观察者所造成的情绪和基本需求威胁的影响就不太明显(Schoel et al., 2014)。社会差异规则理论认为,观察者的判断是基于被观察对象与其他成员的差异,即如果排斥是不合理的,那么观察者就会责怪排斥者并同情被排斥者;如果排斥是合理的,那么观察者会责备被排斥者并且贬低他(Rudert et al., 2018)。但是,没有明确的研究去探讨个体在观察不同排斥动机下的排斥后,其所感知的基本需求是否相同。
综合前人研究结果,排斥动机在排斥现象中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且考虑到基本需求的满足是个体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关键(Ryan & Deci, 2000),我们认为前人并未有系统研究过不同排斥动机对遭受排斥者和观察者的基本需求的影响,而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两种排斥动机分别是,惩罚性排斥和恶意性排斥,比如常见的校园霸凌现象就是一种恶意性排斥,是一种不合理的排斥。因做事情而被排斥被认为是一种公平的排斥,是一种惩罚性排斥,也是一种合理性的排斥(杨晓莉,邹妍,2020)。且未有研究系统讨论过不同排斥动机对观察者所感知的基本需求威胁是否相同。因此本研究通过实验探讨上述问题,实验采用角色情景想象来操纵恶意性排斥和惩罚性排斥,通过线上抛球游戏来操纵被试参与游戏程度,要求被试作为被排斥者和观察排斥者参与实验,并使用基本需求威胁量表测量被试的基本需求威胁感。本研究假设:1) 当个体作为观察者时,其在观察恶意性排斥和惩罚性排斥时所感知的基本威胁程度都远远小于个体作为被排斥者时基本需求威胁程度。2) 当个体遭受恶意性排斥时,其基本需求感知到的威胁程度远远大于遭受惩罚性排斥。3) 当个体作为观察者时,其基本需求威胁程度也会受到排斥动机的调节,即观察恶意性排斥威胁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显著大于观察惩罚性排斥的基本心理需求。
2. 预实验:指导语材料评定
采用Sommer和Yoon (2013)以及Gooley等(2015)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材料作为后续正式实验的指导语。首先,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英译中,经过讨论,接着由一名具有国外留学经历的心理学副教授进行核对,并结合中文语境,修改部分描述,最终版本如下:
不合理排斥(恶意性排斥):A同学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诚实善良,待人友善,成绩优秀,对他人更宽容和更理解的人。
合理排斥(惩罚性排斥):B同学是一个对社会十分有害的角色,经常表现出不宽容和偏见的特点,并且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然后,由67名不参加后续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年龄:M = 20.66,SD = 1.52,男生26人)估计两种指导语下的学生被排斥的概率(1%~100%)、以及排斥合理程度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对于排斥动机合理程度:“你认为A/B同学被排斥的合理程度是多少?(1 = 非常不合理,5 = 非常合理)”。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被试认为B同学(M = 82.34, SD = 17.86)被排斥的概率显著高于A同学(M = 18.13, SD = 16.96)被排斥的概率,t = 22.12,p < 0.001,d = 2.70;对于排斥合理程度,被试认为B同学(M = 4.42, SD = 0.72)被排斥的合理程度显著高于A同学(M = 2.06, SD = 1.12)被排斥的合理程度,t = 2.09,p < 0.001,d = 1.86。因此,在本研究中恶意性排斥相当于是一种不合理的排斥,而惩罚性排斥相当于是一种合理性排斥。
3. 正式实验
3.1. 被试与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软件G*Powe3.1确定所需样本大小,设定统计检验力为0.80,中等效应量为0.25,α系数为0.05,计算得所需样本量为24。由于先前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排斥的影响(Benenson et al., 2013),为了控制性别的潜在影响,本研究只测试了女大学生。本研究共招募了30名女大学生(平均年龄 = 20.41,SD = 1.32,范围18~24岁)参加实验。所有被试都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结束后获得相应的报酬。
实验采用2(排斥动机:惩罚性排斥、恶意性排斥) × 2(参与程度:体验、观察)实验设计,考虑到不同的个体差异对排斥的感知是有影响的(Yaakobi, 2022),因此本研究排斥动机和参与程度均为被试内变量以避免个体差异所带来的影响。被试要么先进行观察条件、要么先进行体验条件,中间间隔一星期左右,排斥动机在每个参与条件下是平衡的。因变量为基本需求威胁量表得分。
3.2. 实验流程和材料
本实验采用在Windows桌面上运行的Cyberball虚拟在线抛球游戏(Williams, Cheung, & Choi, 2000)。在该任务中,被试要么和两个虚拟玩家一起合作进行传球要么观察三名虚拟玩家传球。主试通过改变被试或者指定被试的观察对象接到球的次数来操纵排斥,即在两种排斥条件下(惩罚性排斥/恶意性排斥)被试或者指定被试的观察对象只会在最开始接到两次抛球,之后就不再有其他玩家给他传球。
被试到达实验室阅读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正式实验。首先,主试告知被试本实验目的是心理可视化想象实验,请被试根据不同的指导语进行想象。在体验条件下,被试被告知他们将与另外两名坐在其他的实验室中的被试一起玩抛球游戏。事实上,这两名被试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且两个虚拟玩家的抛球行为是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在抛球游戏前,主试规定被试将自己想象成“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诚实善良,待人友善,成绩优秀,对他人更宽容和更理解的人”或者“对社会十分有害的角色,表现出不宽容和偏见的特点,并且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然后被试开始进行抛球游戏。在观察条件下,被试被告知,他们将观察在其他实验室中的三个被试玩抛球游戏。事实上,这三个被试是不存在的,其抛球行为是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同样在观察游戏前,主试告知被试其中一个观察对象(A同学)的特点是“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同学,诚实善良,待人友善,成绩优秀,对他人更宽容和更理解的人”或者“对社会十分有害的角色,表现出不宽容和偏见的特点,并且具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然后开始观察抛球游戏。
为了使个人体验和观察游戏的条件更加突出,参照前人研究(Giesen & Echterhoff, 2018; Williams et al., 2000; Wesselmann et al., 2009),用不同的图片代表不同条件。即用一个手的图片代表被试体验游戏,用其他人物图片代表被试所要观察的对象。
游戏完成后,被试需要估计她们在游戏过程中接球的百分比或者观察对象接到球的百分比,以及回答在游戏中所感知到的排斥感和包容感(1 = 完全没有,7 = 非常强烈),作为排斥条件的操纵检查(Zadro, Boland, & Richardson, 2006)。在两种排斥条件下,被试也需要回答所感到排斥的合理性(1 = 完全没有,5 = 非常强烈)作为排斥动机的操纵检查。最后,被试需要对Williams (2009)编制的基本需求威胁量表与自己当下感受的一致性进行评价,采用Likert-5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需要注意的是:总得分越高,被试所感知到的基本需求威胁感就越低,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71。
3.3. 实验结果
3.3.1. 操纵检验结果
首先,每种条件下没有被试所估计其接球或者观察对象接球比例超过33%。其次,以每种条件下被试所估计的排斥感和包容感做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每种条件下,被试感知到的排斥感都显著高于包容感,ps < 0.001,ds > 0.75,即排斥感的操纵是有效的。
以被试所评估排斥合理性得分为因变量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排斥动机的合理性主效应显著,F(1, 29) = 67.25,p < 0.001,
= 0.70,即合理排斥下被试的得分(M = 3.87, SD = 0.19)显著大于不合理排斥下(M = 2.13, SD = 0.13)的得分。无其他显著效应,ps > 0.35,即排斥动机的操纵是有效的。
Table 1. The result of comparing the perceived feeling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表1. 被试所感知的排斥感和包容感两两比较的结果
3.3.2. 基本需求威胁量表
以被试的基本需求量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排斥动机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11.21,p = 0.002,
= 0.28,即被试无论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体验者,其在恶意性动机下基本需求感的得分(M = 38.33, SD = 1.27)显著低于惩罚性动机下基本需求感的得分(M = 43.32, SD = 1.15)。参与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52.39,p < 0.001,
= 0.64,即被试在体验条件下的得分(M = 36.53, SD = 0.92)显著低于观察条件下的得分(M = 45.12, SD = 1.30)。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 29) = 4.61,p = 0.040,
= 0.14。进行双尾配对t检验,采用FDR校正,结果发现,当被试作为体验者时,其在恶意性排斥下感受到的基本需求得分(M = 32.67, SD = 6.30)显著低于惩罚性排斥下被试感受到的基本需求得分(M = 40.40, SD = 7.31),t = −4.29,pcorrect < 0.001,d = 0.84,而被试作为观察者时,两种排斥动机下的得分并没有差别,pcorrect = 0.32。在恶意性动机条件下,被试作为体验者的基本需求量表得分(M = 32.67, SD = 6.30)显著低于作为观察者的基本需求量表得分(M = 44.00, SD = 11.33),t = −5.23,pcorrect < 0.001,d = 0.95;在惩罚性动机下,被试作为体验者的基本需求量表得分(M = 40.40, SD = 7.31)同样低于作为观察者的基本需求量表得分(M = 46.23, SD = 6.85),t = −4.95,pcorrect < 0.001,d = 0.88。
其次,分别对四个分量表(归属感、自尊、有意义的存在感、控制感)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结果表明,对于归属感,参与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4.63,p = 0.040,
= 0.14,即在观察条件下归属感得分(M = 9.22,SD = 0.43)略微高于排斥条件下的归属感得分(M = 8.45, SD = 0.36),无其他显著效应,ps > 0.055。
对于自尊,参与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60.40,p < 0.001,
= 0.68,即在观察条件下得分(M =12.42, SD = 0.36)显著高于体验条件下的得分(M = 9.50, SD = 0.23);交互作用显著,F(1, 29) = 6.60,p = 0.016,
= 0.19,排斥动机的主效应不显著,p = 0.96。进行双尾配对t检验,采用FDR校正,结果发现,在惩罚性排斥动机下,被试作为观察者时的得分(M = 11.87, SD = 2.33)显著高于被试作为体验者的得分(M = 10.07, SD = 1.98),t = 2.98,pcorrect = 0.012,d = 0.54,无其他显著效应,ps > 0.06。
对于有意义的存在感,体验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40.40,p < 0.001,
= 0.58,即在观察条件下被试的得分(M =12.78, SD = 0.56)显著高于体验条件下(M = 9.57, SD = 0.36);排斥动机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15.43,p < 0.001,
= 0.35,即在惩罚性排斥动机条件下被试的得分(M =12.30, SD = 0.54)显著高于恶意性排斥动机条件下(M = 10.05, SD = 0.44)。参与程度与排斥动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10。
对于控制感,体验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11.02,p = 0.002,
= 0.28,即在观察条件下被试的得分(M = 10.70, SD = 0.50)显著高于体验条件下(M = 9.02, SD = 0.31);排斥动机的主效应显著,F(1, 29) = 13.12,p = 0.001,
= 0.31,即在惩罚性排斥动机条件下被试的得分(M = 10.88, SD = 0.42)显著高于恶意性排斥动机条件下的得分(M = 8.83, SD = 0.45)。参与程度与排斥动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 = 0.17。
Table 2. Score of each subscale (M ± SD)
表2. 各分量表的得分情况(M ± SD)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探讨了排斥事件中,被试作为体验者和观察者时,排斥动机对被试基本需求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被试作为体验者时排斥动机会影响到个体所感知的基本需求的威胁感,而当被试作为观察者时,排斥动机并不会影响个体的基本需求威胁感。此外,根据分量表的得分情况发现,被试的参与程度均会影响到个体的归属感、自尊、有意义的存在和控制感四种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排斥动机在自尊、有意义存在、控制感中被试所感知的基本需求威胁有所不同。
首先,本研究发现,与个体作为观察者时相比,当个体作为体验排斥者时其基本需求受到了更高的威胁,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Giesen & Echterhoff, 2018),且观察者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并不受到排斥动机的影响。这是因为个体所产生共情的认知–情感系统会区分情境的来源,即会明显区分出自我和他人的痛苦(Lamm, Decety, & Singer, 2011; 杨晓莉,邹妍,2020)。当个体作为观察者或者体验者时能够感到明显的区别,这是为了防止个体在经历观察排斥时产生与直接排斥相同程度的痛苦(Singer & Lamm, 2009)。
其次,前人研究表明,当个体感受到不同公平的排斥体验时比感知公平的排斥体验更能威胁到效能需求的满足(Williams & Wesselmann, 2011),即有意义的存在和控制感。这是因为相对于遭受不公平排斥的受害者比遭受公平排斥的受害者更能感觉到缺乏控制(Tuscherer et al., 2015),这与本研究中无论被试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体验者,其在恶意性排斥动机条件下,有意义存在、控制感的得分均低于惩罚性排斥下的得分是一致的。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被试自尊的得分在两种排斥动机下有所不同,且排斥动机在参与程度对自尊的影响中是一个调节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强烈认同公平的人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中,则其自尊就会受到负面影响(Collins & Strelan, 2021)。在本研究中,个体所观察或者遭受的两种不同的排斥动机同样是一种公平和不公平的操纵,即被试认为惩罚性排斥是公平的对待自己或观察对象,而恶意性排斥是不公平的对待自己或观察对象,因此无论是在体验还是观察条件下,被试的自尊得分在恶意性动机下远远低于惩罚性动机下的得分。同时,作为排斥的体验者,尽管排斥事件是一个不合理或不公平的事件,但其遭受惩罚性排斥也会损害自尊,而作为观察者,看到他人遭受惩罚性排斥,则自己的自尊并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一个排斥事件中,个体参与排斥事件的程度以及所感知的排斥动机会影响到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表现在自尊、有意义的存在、控制感等三个方面,并指出排斥动机不同,对于被排斥者对自身所感知的基本心里需求的威胁也是不同的,而对于观察者并没有影响。本研究结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首先,为排斥实验操纵提供了参考。在我们研究中,排斥动机的不同会使被排斥者对排斥产生不同的反应,具体来说今后关于社会排斥的实验研究中,研究者应考虑明确的排斥动机,而不是模糊的排斥。其次,本研究创新的发现观察者的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并不会受到排斥动机的调节,目前也没有研究发现观察者的基本心理需求会受到哪些调节变量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排斥事件的被排斥者的心理健康,同时也要关注观察排斥者的心理健康,并进行及时的干预。
5. 结论
当个体作为被排斥者时,其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会受到感知到的排斥动机的调节,尤其是个体的自尊。当个体作为观察者时,观察排斥事件时对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的威胁远远小于被排斥者。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CBA21023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