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欲效仿河朔三镇自立。会昌四年(844)，唐武宗讨平刘稹并将昭义军所领之泽州划归河阳军管辖。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闰六月，令“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泽州为属郡，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从之”( [1] , p. 773)。故会昌伐叛后，泽州于天复元年复隶昭义军。《新唐书·藩镇表》亦载昭义军于天复元年复领泽州( [2] , p. 1859)。《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也将泽州复隶昭义军的时间定为天复元年( [3] , p. 184, 187)。张正田则根据《旧唐书·唐持附传》指出泽州复隶昭义军当在大中十一年(857)到大中十三年(859)间( [4] , pp. 111-120)。史料的相关记载也颇不一致，详见下文。笔者认为泽州应当在天复元年才复隶昭义军。
2. 史料记载中的泽州归属
《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十一年(857)十二月，裴休节度昭义军时，为“潞磁邢洺观察等使”( [1] p. 641)，与《旧唐书·裴休传》的记载，大中十一年(857)冬，裴休为“昭义节度、潞磁邢洺观察使”( [1] , p. 4594)一致。河阳节度使方面，按《旧唐书·宣宗纪》的记载，大中十一年(857)春正月韦澳任“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处置等使”( [1] , p. 635)。尽管《旧唐书·韦澳附传》记载韦澳于大中十二年(858)出任“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等使”( [1] , p. 4177)，然而这对于泽州在大中十一年(857)前隶属河阳军的结论并无影响。因此可以确定，直到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底，泽州隶属于河阳军无疑( [1] , p. 4594)。
裴休在大中十三年(859)十月离任昭义节度使，改任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争论便开始于大中十三年(859)到咸通元年(860)。按王寿南先生考证，咸通元年(860)正月唐持接任裴休出为昭义军节度使一职 [5]。据《旧唐书·唐持附传》载，唐持出任昭义军节度使时，其官职为“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处置等使”( [1] , p. 5063)，似乎唐持就任昭义军节度使时，昭义军复领有泽、潞、邢、洺、磁五州。因此张正田认为，在裴休任昭义节度使一职期间，即大中十一年(857)至大中十三年(859)间，唐廷可能出于战略与地域因素使昭义军复领泽州( [4] , pp. 111-120)。然而另一条史料足以推翻这一论断，《旧唐书·懿宗纪》载裴休于大中十三年(859)离任时的官职为“昭义军节度、潞邢磁洺观察等使”( [1] , pp. 649-650)，即裴休离任时，昭义军不领泽州，与上文唐持就任时为“昭义节度、泽潞邢洺磁观察处置等使”的情况矛盾。除非能找到其他佐证材料，否则不能根据《旧唐书·唐持附传》的记载就推断泽州复隶昭义军，而笔者暂时并未找到相关史料予以佐证。
其后《旧唐书·懿宗纪》载，咸通十一年(870)以“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使”崔彦昭为河东节度观察等使( [1] , pp. 674-675)，即崔彦昭离任河阳军时，泽州属河阳节度使管辖。同时，根据葬于咸通十二年(871)七月的元郇墓志碑文，元郇曾任河阳节度押衙泽州高平镇遏兵马使，在咸通己廿岁七月十二日(871年8月1日)因病终于泽州高平县镇官署 [6]。这些亦表明咸通年间泽州是隶属河阳军而非昭义军。
乾符三年(876)高湜出任昭义节度使时官职为“昭义节度、泽潞观察等使”( [1] , p. 4388)。《旧唐书·柳玭附传》也记载“湜出镇泽潞，奏为节度副使……湜再镇泽潞，复为副使( [1] , p. 4308)。”而《新唐书·柳玭附传》记载为“高湜再镇昭义”( [1] , p. 5026)。因此，此处的几个“泽潞”一词当代指昭义军，而非泽州与潞州之合称，更不能用来解释泽州隶属昭义军。按《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四年(877)六月李钧出任昭义军节度使时官职为“昭义军节度、潞邢洺磁观察等使”，即昭义军不领泽州。
《旧唐书·王徽传》记载，王徽出任昭义军节度使时官职为“泽潞邢洺磁观察等使”( [1] , p. 4641)，甚至在孟方立割据邢、洺、磁三州后直接指出“上党支郡，唯泽州耳”( [1] , p. 4641)，和《新唐书·王徽传》的记载“昭义所隶唯泽一州”( [2] , p. 5408)一致。“上党”即“潞州”，“上党支郡，唯泽州耳”和“所隶唯泽一州”的意思就是指，孟方立割据邢、洺、磁三州后，昭义军除了治所潞州外只剩下了泽州，亦即泽州隶属昭义军。但《旧唐书·僖宗纪》却载王徽官职为“潞邢洺磁观察等使”( [1] , p. 711-712)，即昭义军不领泽州。
由此可见，单纯从史料记载的官职名探讨泽州的隶属颇为迷离，若说有如此频繁的政区变动则也不大现实。泽州控扼太行山天井关，战守形势十分重要。史载泽州“山谷高深，道路险窄……自晋阳而争怀、孟，由河东而趣汴、洛，未有不以州为孔道者……州据太行之雄固，实东洛之藩垣 [7] ”。按常理，如此战略要地的行政区划不大可能频繁变动，如有变动也会涉及一番讨论与记载，如会昌年间泽州割隶河阳的记载就多处可见，而笔者暂未能找到会昌四年(844)泽州割隶河阳军后，至天复元年(901)复隶昭义的变动记载，因此无法从官职名的记载断定会昌四年(844)至天复元年(901)间泽州曾复隶昭义军。故笔者推测泽州在此期间可能一直隶属河阳军管辖，并没有出现复隶昭义军的情况。
3. 晚唐乱局中的泽州归属
上文的分析讨论并不能得出泽州在会昌伐叛后何时复隶昭义军的结论。从中和三年(883)开始，受黄巢之乱和军阀割据的影响，情况更为复杂。但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反而更能判断泽州的隶属。
首先昭义军方面，中和元年(881)九月，昭义军将校作乱，孟方立据山东邢、洺、磁三州。期间，孟方立、吴全勖、郑昌图、王徽互相推诿，最后孟方立表其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自领留后，并移治邢州。中和三年(883)，潞州人请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介入，复军府治所于潞州。李克用遣其弟李克修攻取潞州，杀潞州刺史李殷锐( [8] , p. 8284-8299)。李克用奏请以李克修为昭义节度使，僖宗许之，昭义镇由此正式分为二镇：潞州西昭义和领邢、洺、磁三州的邢州东昭义。胡三省在此注曰：“泽、潞为一镇，邢、洺、磁为一镇”( [8] , p. 8313)。但胡三省此注自相矛盾，其已在前文僖宗中和三年十月条下注曰“克修止得潞州，泽为河阳所取也( [8] , p. 8299)。”关于李克修是否攻占泽州，史书有不同的记载，其中《新唐书·僖宗纪》( [2] , p. 275)《新唐书·孟方立传》( [2] , p. 5448)《旧五代史·武皇纪上》( [9] , p. 337)《旧五代史·李克修传》( [9] , pp. 682-683)《新五代史·李克修传》( [10] , p. 148)等皆记载李克修只攻取了潞州，仅《新五代史·唐本纪》( [10] , p. 33)记载李克修攻取了泽、潞二州。因此李克修是否攻取泽州成为回答泽州行政隶属的关键。
首先讨论占领潞州后攻取泽州的可行性。泽州与潞州在地理单元上关联性很高，同属上党–晋城盆地。相较于与东昭义的邢、洺、磁三州和南方河阳军的怀、孟二州间皆有太行山阻隔，泽、潞二州之间并无高山险阻。按《元和郡县图志》载，潞、泽二州间相距不足二百里( [11] , p. 418, 423)。梁晋争衡时期，以泽州为据攻取潞州，或以潞州为据攻取泽州的情况并不少见，因而以潞攻泽具备可行性。其次讨论攻取泽州的必要性。泽潞地区的整体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北上太原，直入河东治所；南下天井关，抵怀孟，与东都洛阳相通；西出乌岭道，经河中与长安相通；东出太行山滏口陉，控扼河朔。李克用也早已有吞并泽潞地区之心，史载其久窥潞州( [2] , p. 5448)，与孟方立争泽、潞( [2] , p. 5409)。如此兵家必争之地自然是非常有必要争取的，也具备必要性。最后讨论昭义军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较于同属昭义军却被孟氏割据的州郡，邢、洺、磁三州屡遭河东势力进攻，史载李克用“每岁出兵争山东，三州之人半为俘馘，野无稼穑”( [8] , p. 8299)。但笔者暂未见到有关李、孟围绕泽州的争夺，对泽州的争夺大多是与河阳军有关。因此笔者认为李克用并未攻取泽州，原因则是泽州不属于昭义军而属于河阳军。河东势力出兵泽州与出兵昭义不同，后者有潞人“复军府于潞州”的请求，而出兵泽州没有口实。在唐天子还具有一定号召力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属于河阳军的泽州无疑会进一步引起其他藩镇的反感，招致唐廷和各路势力的讨伐。而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前不久(872~880)才因为不奉唐廷，私自侵占云、代、蔚、朔等州而遭到各路招讨使讨伐，遭致溃败不得不亡入鞑靼( [10] , p. 32)。
其次河阳军方面，按《新唐书·诸葛爽传》( [2] , p. 5442)和《旧五代史·张全义传》( [9] , p. 837)的记载，张全义在黄巢行将败亡之时投奔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并被表为泽州刺史。故中和四年(884)起泽州刺史是张全义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中和元年(881)至三年(883)间泽州也隶属河阳军无疑。光启二年(886年)诸葛爽卒后，张全义以泽州刺史的身份，与其他河阳军将刘经、李罕之等拥立诸葛仲方。之后三人互相不满引发内乱，秦宗权部将孙儒乘机攻取河阳，张全义与李罕之出据怀、泽二州。光启三年(887)，二人求援于李克用后，李罕之收复河阳，张全义收复洛阳。( [1] , pp. 726-727)文德元年(888)四月，收复河阳后的李罕之与张全义之间的矛盾爆发。李罕之败于张全义后再次出据泽州长达十年。直到光化元年(898)十二月，李罕之趁时任昭义节帅薛志勤卒，袭取了潞州并依附于朱全忠，李克用才出兵攻取了泽州( [8] , p. 8521)。这一事件也将晋、汴争衡的范围从争夺河朔三镇扩大至河东地区。
由此可以看出，泽州在晚唐也是属于河阳军管辖的。同时也证明，中和年间河东势力并没有攻取泽州。假设泽州隶属昭义军，那么就有四点难以解释：第一、诸葛爽为何把投靠自己的将领表为昭义军领州的刺史；第二、张全义何以能凭借昭义军泽州刺史的身份参与拥立河阳节度留后；第三、河阳军将为何能轻易出据属于昭义军的泽州长达数十年；第四、李克用为何要到光化元年才攻取泽州。但换成泽州隶属河阳军就容易解释了。节度使与支郡刺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相互依附的政治关系，节度使诸葛爽表张全义为泽州刺史与刺史张全义拥立节度使之子为留后都是这种关系的体现。河阳军将两次出奔泽州也变成了河阳军内部之事，河东势力不便插手。直到李罕之偷袭潞州，夺去了他镇州郡，授李克用以柄，河东势力才有了攻取泽州的口实。对比元和年间(881~884)，光启、文德年间(885~888)和光化元年(898)的情形，种种迹象都证明泽州在官方行政区划上一直隶属于河阳军而不是昭义军。
李克用攻取泽州后，汴晋势力直接在泽州碰撞，泽潞地区取代邢洺地区成为汴晋争衡的前线。光化元年(898)十二月，晋将李嗣昭攻陷泽州( [8] , p. 8521)；光化二年(899)三月，朱全忠遣丁会攻陷泽州( [8] , p. 8527)；八月，李嗣昭下泽州，拔天井关( [8] p. 8529)。光化三年(900)八月，朱全忠上奏：“河阳先管泽州，今缘蕃戎占据，得失不常”( [1] , p. 767)，昭宗从之，再次明确了泽州属河阳军管辖的事实。天复元年(901)朱全忠降服河朔三镇，兵势极盛。三月，汴将氏叔琮拔泽州，潞州昭义军节度使孟迁降附朱全忠( [8] , p. 8551)。后又一举拿下沁、泽、潞、辽等州，兵锋直抵晋阳。闰六月，原昭义五州一统于汴梁势力麾下后，朱全忠再次上奏：
请于昭义节度官阶内落下邢、洺、磁三州，却以泽州为属郡，其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属郡，从之( [1] , p. 773)。
直至此时，泽州在官方的行政区划上才正式复隶昭义军。故会昌伐叛后，泽州当在天复元年(901)才复隶昭义军。
4. 中晚唐政治军事形势
张正田认为泽州在大中十一年(857)到大中十三年(859)间复隶昭义军可能的缘由一是战略方面的辖区过小与岁收减少，造成不利于供养军队的问题；二是出于地域考量，泽、潞二州独特的自然地理与划归河阳后的管理不便问题( [4] , p. 116)。笔者以为这些理由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经济方面。泽、潞二州全居山内，土地贫瘠，积谷全无。邢洺区位于太行山麓冲积扇上，地势平坦，灌溉水源充足，粮食丰富，人口繁盛。昭义节帅也多次率军就食山东。故邢洺区才是昭义军的经济中心 [12]。泽州的经济与物产本就不足以承担供应军粮的任务，其划出与复隶并不会对整体辖区的经济供给造成太大影响。
其次地域方面的考量也与唐中后期的整体政治军事战略相悖。从唐中后期的整体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不可能出现泽州复隶昭义军的情况，更不必说存在泽州反复隶属于昭义和河阳间的可能性。安史之乱初期，出于战争状态下的军事政治考量，唐廷确实存在将州郡划归某一藩镇后不久又令其复隶他镇的情况，如上元二年(761)将沁州划归河中节度后于当年复隶泽潞( [2] , p. 1839)，宝应元年(762)将赵州划归泽潞节度后于当年复隶成德( [2] , p. 1840)。然而这些都是特殊情形下的临时举措。到了唐中后期藩镇格局基本奠定，河朔故事逐渐形成，唐廷与河朔藩镇各取所需的政治大环境来看 [13]，泽州于大中十一年(857)到大中十三年(859)年间复隶昭义军的可能性不大。
昭义军领五州，跨太行山而治的情形是唐廷中后期按“犬牙相入”为原则，以昭义制衡河朔的军事政治形势使然。会昌四年(844)，唐武宗伐昭义军后将泽州划归河阳节度的用意亦是如此。唐廷让河阳军直接控制太行之险天井关，以河阳制衡昭义，其关键在天井关。再以昭义军控扼河朔三镇，其关键在临洺与滏口陉，以此构成唐廷的战略布局。因此作为控扼天井关的泽州，当然不可能随意复隶意欲效仿河朔三镇自立的昭义军。河阳军地位上升的同时也反映了唐王室控制范围的缩小和战略重心的进一步内收 [14]。早在会昌三年(843)讨伐刘稹的军事行动还在进行时，唐廷就新置了孟州，并将河阳镇的治所由原本的怀州移到新置的孟州，以制衡时任忠武军节度使兼河阳行营攻讨使王宰。平定刘稹后，更是将王宰直接调任河东节度使，以防其恃功侵掠 [15]。可见唐中后期藩镇力量之强与中央之弱，以及朝廷对地方节度使的提防。因此，在唐中后期藩镇力量逐渐强大、王室逐渐衰弱的大背景下，泽州复隶昭义军无疑是不大可能的。
泽州复隶昭义军的情况只有在中央权力重新恢复强大，并试图重建政治体系之时才有机会成为可能。泽、潞二州在地理上的极高关联性，二州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隶属关系 [16]，以及极为相似的风俗习惯 [17] [18] 都使得泽州划归河阳管辖是极不自然的，泽州重回潞州昭义军的管辖是必然的事。因此，当“犬牙相入”的政治军事形势失去意义时，泽州复隶昭义军也就具备了可行性。于是朱温在天复元年(901)控制了所有泽、潞、邢、洺、磁昭义五州，中原大部分藩镇甚至唐廷的时候，这一变动成为了现实。然而，随着朱温重建中央集权体制，意图削弱地方潜在的军事权力威胁时，复领泽州不久的昭义军反而彻底被分为领有太行山西泽、潞二州的潞州昭义镇和领有太行山东邢、洺、惠( [1] , p. 806)三州的邢州保义镇 [19]。这正是唐宋时期地方行政体制变革的大趋势。
5. 结语
泽州复隶昭义军当在天复元年(901)闰六月。史书记载出现纰漏的情况除了衍字、脱字的原因外，可能在于昭义军同时有“昭义”和“泽潞”两个军号，即以政治性军号命名的“昭义”和以地区性军号命名的“泽潞”实际上同为一镇。代宗末德宗初，泽潞节度使李抱真逐渐兼领昭义镇的全部邢、洺、磁三州后，泽潞镇遂继承了“昭义”的军号，而在李抱玉、李抱真时期泽潞镇对唐廷的贡献确实对得起“忠节夙彰，义声昭著”( [1] , p. 3654)的“昭义”军号，进一步混同了二者。因此，在古代没有句读的情况下，将“泽潞”二字指代藩镇昭义军，会使后人误认为“泽潞”指泽州与潞州两地，从而产生在某些时期泽州还隶昭义军的误解。如《旧唐书·柳玭附传》中“湜出镇泽潞”和“湜再镇泽潞”二句明显是指高湜出镇昭义军的事实，《旧唐书·僖宗纪》中的“泽潞高浔牙将刘广”一句亦是表明刘广是当时昭义节帅高浔的牙将，并不能用这些语句来表明泽州隶属昭义军。同时应当注意到，关于指向泽州隶属昭义军的信息，如“泽潞邢洺磁观察处置等使”，“泽潞观察使”，“上党支郡，惟泽州耳”等大多来自人物列传，本纪中更为可靠的记载则表明会昌四年(844)到天复元年(901)泽州都是隶属河阳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