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程大昌,字泰之,南宋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生于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卒于宁宗庆元(1195年),享年73岁。大昌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登进士第,一生勤精政务,为官四十余载,政绩丰硕,历官至权吏部尚书,曾出知泉州、建宁府,终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谥文简,被时人誉为“士之指南,国之宝臣” [1]。《宋史·儒林传》卷四三三载有程大昌传。程氏不仅勤于政事,也交游1甚广,尤其与当时的诸多官宦宿儒交流论学频繁,其学识博洽,深谙掌故,被传为美谈。事实上,程大昌年长朱熹七岁,在学术上就曾与朱熹常有书信往来交流论学 [2] (p. 1647~1651)。《宋史》记载:“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曰:“大昌学术湛深,于诸经皆有论说。”明万历年间,休宁县人曾为本县宋元明三代九位著名理学家建造“九贤坊”(即程大昌、吴儆、程若庸、陈栎、倪土毅、朱升、赵汸、范准、汪循),大昌位列第一。清初学者赵吉士在其《寄园寄所寄》中评说:“休宁理学九贤坊,以程文简公(大昌)为首,盖朱子而外皆卓卓者也 [3] (p. 477)。”事实上,爬梳与厘清程氏仕途与交游不仅是全面深入研究其学术思想及与时代关联的关键环节,也能够勾勒与彰显程氏是如何将儒家廉洁奉公、直言敢谏和责任担当精神切实贯彻到勤政务实的实践之中。
2. 仕途轨迹
2.1. 仕途起步和发展时期
根据程大昌一生仕途的流转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这是大昌四十岁以前进入官宦的十一年时间。这一阶段是程氏仕途起步和发展时期,历经多年的地方官,逐渐崭露头角后进入京官行列。这为大昌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拓宽了政治视野。
绍兴二十一年(1151),大昌于登进士科第一,授官为左迪功郎,为吴县主簿。尚未上任,程父去世,于是丁忧于家三年。服除后,大昌撰《十论》发表对当时南宋时政的看法,并将之呈献于朝廷,宰相汤思退阅之大为赞赏。五年后,大昌任职太平州(今当涂)教授。第二年即召为太学正。期间,大昌学生众多,其中杨大法就是大昌的得意门生。又四年后,学士院召试官职,召朱熙载和刘仪凤等试官都不愿参试,后来宰执选大昌和周必大两人参试并通过考试,然后大昌为秘书省正字,南宋的馆职召试也就自此开始实施。这年十月,大昌改任左宣教郎。这也是大昌在宋高宗时期的官宦经历。
2.2. 仕途升迁与辉煌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禅”至光宗绍熙元年(1190)。这是大昌六十八岁前在孝宗朝的为官时期。这一阶段既是程氏官宦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他治学精进,思想成熟阶段。期间历经中央至地方官的多次流转反复,但大昌著述不辍,锐意践行其政治主张的意志不改,凸显他的政治魄力与人格特色。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受高宗禅让帝位,大昌升任为著作佐郎。当时孝宗初执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经常诏见文武百官议论国家大事。针对此种情况,大昌直言进谏其弊,建议“国朝命令必由三省,……以防石显之奸。”2大昌对于当时面临的对金作战以及边防事务也相当关注,并敢于指明弊端和伸张正义。
孝宗对于程大昌的点评和建议很是欣赏。于是,大昌连续被提拔至兼庆王府直讲,1163年大昌母亲去世。三年后,大昌仍然一路升迁至国子司业。一年后,大昌又兼权礼部侍郎。当时大昌执掌文柄,由他所成就的人才“不可计”。周必大曰:“凡今老师宿儒多公门生也 [1]。”足见程大昌对于南宋人才培养的重要贡献。乾道五年正月,大昌兼权直学士院宣对选徳殿。期间,在回答孝宗咨询他关于治道不进的原因时,大昌不迎合附会大多数主战派,而是敢于直言问题的实质所在。他认为:“当求贤纳谏,使政事日修,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效,以幸速成 [4] (p. 12860)。”并指出:“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臣谓设险莫如练卒,练卒则在选将 [4] (p. 12860)。”他的战略主张,得到了孝宗认可。大昌甚至敢于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指出孝宗执政效率不高及其官职设置问题。他说:“事有大小,有先后。今四方狱案必经圣览,大臣因是亦困阙,何暇议大事?急先务乎往,陛下尝増左右司为四员,若渐复减员分以委之中书之务,清矣 [1]。”
几年后,机构设置果如大昌所言。是年八月,应大昌“求试民事”,以左朝奉郎除直龙图阁,出任江东转运副使。但因大昌认为此职之辖区包含其故乡,易招嫌疑,后又改浙东提点刑狱。当地官僚想乘农民丰收增加酒税,但大昌“力拒之”并曰:“某宁罪去,不可増也 [4] (p. 12860)。”当地百姓称颂其德。期间,孝宗委托大昌“为朕遍行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冤抑,悉以闻奏 [5] (p. 1030)。”可见,孝宗对大昌的为人品格和为官的廉洁是非常信任的。
乾道七年八月,大昌再次被任命为江东转运副使,但他还是担心遭人嫌疑,一年后改任江西路。大昌感慨道:“可以兴利除害,行吾志矣 [4] (p. 12861)。”第二年适逢农民减产,大昌自己出钱代输四郡夏税折帛,避免饥民为盗。当时清江有破坑、桐塘两堰堤,是保障当地百姓生产的重要灌溉工程,因堰坏了四十年,因而每年都有水患。大昌又奏减免州县所欠税赋等百姓负担。周必大评价到:“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 [1]。”孝宗亦曰:“程大昌职事修举,自合加职 [1]。”因此,大昌又被调任京官,升职为秘阁修撰。此后四年多时间是大昌仕途最为畅达的阶段。淳熙二年四月,提举秘书少监;九月,兼中书舍人;很快又兼崇正殿说书,并在经筵上给孝宗讲解《禹贡》之书。这期间大昌还完成了《演繁露》的写作。另外,还积极反对六和塔的寺僧邀功要求免除科徭。淳熙三年三月,大昌还在开封成功观测了日食。“以盆贮油,对日景候之。……约其所欠,殆不及一分 [6] (p. 3)。”
大昌在除权刑部侍郎和兼国子祭酒期间,他强调应加强官员的守法力度,同时皇帝也可以借此显仁。另外,大昌认为“自侍从而执政,自执政而相,则为初除法当全与,余为转厅,皆减其半” [7] (p. 764)。这样不仅将官员的任职与俸禄挂起钩来,而且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此后大昌的这种建议即成为了制度。八月,兼给事中。对于守帅辛弃疾在“曲殴百姓”3事件中被调任的事情,大昌敢于直言处理不妥。五年正月,大昌同知礼部贡举。当时孝宗御制《原道辨》篇,后来改名为《三教谕》,这件事只有程大昌“与闻之”。六月,进吏部右侍郎,兼同修国史。期间,大昌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对那些不熟悉律令的官吏就地罢免或降职。八月,兼权尚书。
淳熙六年夏天,大昌正式担任吏部尚书。这是他官宦事业的最高峰。期间,他禀公执法,尽职尽责的履行职责。他遇事启请,知无不言,对于军队建设、官吏设置等方面向孝宗面呈达万余言。当时恰逢官员“中外更迭之制”,于是大昌身先士卒,请求到地方任职。4是年冬,大昌到泉州任知州。后来,大昌到江西任官,临去赴职时,孝宗要求他:“凡有见,悉奏来 [7] (p. 765)。”由于泉州为其他四郡代输银二万二千两,致使各县都“预借公条便民事” [7] (p. 765),但相关部门又很难及时下拨费用。这既不方便管理,也不利于百姓生产。淳熙七年,大昌带头为当地百姓代输一年费用,并且要求禁止日后向政府预借的不良风气,同时,又请求朝廷削减前年所借而应该上缴的秋苖费用。
淳熙八年的冬天,沈师在漳州作乱,统领在率兵剿灭时战死,结果闽中震惊。当时裴师武准备出兵却因帅符未下而不敢擅自行动。此时大昌认为情况紧急,写信告知他说:“事急矣!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 [1] (p. 520)。同时又让先前释放的同伙对敌进行离间。随后即平复了作乱,安抚了民情。太守驰书谢大昌,曰:“城邑获全,公之赐也 [1] (p. 521)。”此后,大昌改任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期间,大昌又完成了《易老通言》的写作,并与朱熹多有书信交往论学。淳熙十一年(1184)十月,因其有人向孝宗检举蒋亿以赃抵罪,受此牵连,大昌和“程叔达、单夔、赵师夔各贬秩二等” [8] (p. 521)。淳熙十二年(1185),63岁的大昌又写成《易原》一书,并请周必大给与评价。十三年秋,起知建宁府。
2.3. 辞官还乡与专心治学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绍熙元年至庆元(1195)大昌73岁去世。此一时期是大昌晚年官宦阶段,仕途上已经无意进取,大部时间转向治学。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此前孝宗询问北方地理的事情,因而在晚年也笔耕不辍,撰成《北边备对》有资于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光宗绍熙元年(1190),大昌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到任即改除宫观。1194年,72岁的大昌上书告老还乡,被封为新安侯。对于这些诸如此类的升迁,周必大称之为:“皆非常典也。”而且,“自公为郎首,侍寿康于王邸,多所宠益。其后间谒东宫必款语,移时尝用家人礼许见。今上及公主亲取宝器酌酒饮,公受禅之初,与宫僚一等推恩 [1] (p. 521)。”
从以上的官宦历程和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大昌的整个官宦轨迹还是比较顺畅的,基于大昌学识广博和性格耿直,尤其得到了孝宗的赏识。大昌归乡后又撰成《演繁露》续集六卷,并在休宁县创办“西山书院”收徒讲学,不忘传播儒学,培养贤才。庆元元年,大昌以疾终,享年七十三岁。
3. 交游广博
程大昌一生治学勤精,而且在朝为官四十余载,所交学友及官宦甚多。据现有诸种文献所呈现的状况考察,曾与程氏多有交游、论学及唱酬诗等诸贤有:周必大、洪迈、朱熹、周颉、杨大法、范成大、刘夔、陆游、杨万里、苏季真及汪义端等亦学亦官之士大夫。
3.1. 与周必大数尝同僚、互相唱酬
程氏与周必大5是同年进士,又是多年的同僚,二人关系甚好,可谓至交。他们除了官场上的政务交往外,经常有咏诗往来,交游甚欢。周必大的诸多著作中曾多次提及与大昌的为官共事、赋诗作乐的情状,表明二人关系甚恰。程大昌的《神道碑》就是应大昌之子程准之请,由时任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宰相)的周必大撰文的,并由焕章阁学士宣奉大夫洪迈书写和朝奉大夫汪义端篆额的。
作为在朝共事多年的同僚,二人因贤能出众均得到帝王的认同和重用,甚者同台应试、一起升迁。淳熙九年(1182),“太学录周必大,太学正程大昌并为秘书省正字,以学士院召试合格也。馆职复,故事召试自此始 [9] (p. 2139)。”
在周必大为程氏所作的碑文中,必大语重心长的说:“予与公同年进士,数尝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并赞叹大昌为官的口碑极好,曰:“若乃爵里议论,则可一二数矣 [1] (p. 520)。”虽不排除有溢美之辞,但也尽显必大对大昌的看重和友情之深。
周必大为官做事谨慎稳重,虽然在朝为官几十载,而且多位居重职,但他主动举荐提拔官员却不多。淳熙十四年四月七日,当时刚刚任右丞相的周必大进奏《催荐士降旨》劄子,在推荐四人当中就把程大昌放在第一位。他进言道:“(臣)更历二府一意孤立,未常荐引人才,每为中外诮责。此固众所共知,不敢欺罔。兹因除拜朝士,皆援例迫臣谓难,但已踌躇久之,方敢以四人姓名荐,……盖以受任之初,观听甚有所损欲,望圣慈曲赐矜念,如程大昌、王谦,曾在班列圣意,或有所疑。只乞将刘荀、陈士楚两人,特降收召指挥,臣却自作意度,谕令辞免 [1] (p. 1224)。”由此可见,周必大对大昌的才能的推重,以及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六月,当时周必大刚任右相,可谓位极人臣。但对于仕途上的擢升,他却惴惴不安。因为孝宗当政时朝廷的高层官员更换极为频繁,由此权力的更迭也就非常之快,今天的普通官员或许很快就会跃居宰执之位。因此,在一般的官宦眼里,宰相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尊敬和畏惧的地方,周必大对此心存不安。这种心境只能向自己的至交倾诉,而必大在给程大昌的信中就道明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态:“某用遇其量,殊不自安。荐士被劫,自当引去,方欲继请,又值阙雨,策免何疑?远则杜祁公,近则洪景伯,月日适相似,聊发一笑。吴门侍从之谤,犹无利害,殆有甚于此者 [10] (p. 199)。”实际上,这些真心话显然只有对于挚友才会如此透露。
除了官场的诸事外,他们之间交游论学也甚多。大昌不仅与周必大关系深厚,就是与其他同僚也相处融洽。另外,周必大还记述了他与大昌互相唱酬的诗句6。此外,程氏每当有新著写出,就会请周必大先行预览,周必大对程氏的《易老通言》、《易原》都非常看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3.2. 与洪迈诸贤优游山水、唱酬论道
除周必大外,洪迈也是与大昌关系甚笃的同僚和学友。在学术上,程氏的《考古编》中就有针对洪迈的《容斋笔记》内容错讹的订正条目。生活中,当大昌母陈氏去世后,大昌就请洪氏为其母撰写墓志铭。从大昌请洪氏为其母陈氏作墓志铭及其所撰的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大昌与洪迈的关系非同一般。
此外,大昌还与刘夔、陆游、杨万里、陈应行、苏季真、范成大及汪义端等人优游山水、唱酬论道。现存大昌所作四十七首诗词的《文简公词》就有《念奴娇·呈苏季真提举》一词。其中《宋诗纪事》卷五十还记载了程氏唱酬周必大、姜夔、陆游和洪迈的诗句。7
3.3. 与朱熹书信往来论学
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又是以徽籍考取进士,对家乡抱有极深的感情。他与大昌年龄相差不大,又可谓同乡之人。虽然朱熹在朝为官时间不长,但对于国家政事始终关注,谋求“得君行道”之旨。朱熹曾为孝宗做过讲筵,倡言儒家圣贤修己治国之道。这些官宦经历和主张都与程氏多有相似。因此,二人应该在政治观点和方向上没有多少差异。在学术上,程氏在《新安学系录》中虽没有具体谱系,但因在朱熹回徽省亲之前,大昌在徽州地区就已经颇有学术影响了,且后来与朱熹多有书信往来论学,故将其列为朱熹的学友 [11]。
据现有文献考察,程氏与朱熹的书信交往的内容全部是关于学术方面的。这和前述大昌与周必大的关系稍有不同。程氏与朱熹的论学涉及到《易》、《老》、《禹贡》之学以及考据等方面内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记述了大昌与朱熹书信探讨“太极”与“道”的问题,朱熹在阅读程氏《易老通言》后给予较高评价:“病中得窥《易老新书》之秘,有以见立言之指,深远奥博,非先儒思虑所及矣。尚以道中篮舆摇兀,神思昏愦,未容尽究底蕴 [12] (p. 1647)。”
关于探讨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问题,朱熹回答曰:“熹恐此‘道’字,即《易》之太极。一乃阳数之奇,二乃阴数之偶,三乃奇偶之积 [12] (p. 1647)。”
此外,对于大昌在《禹贡论》中关于北方地理位置的记述,朱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必亲历”。在训诂考据方面,朱熹也非常关注大昌的观点,时常提及程氏所论。清人陆陇其在评价朱子学之广博时说:“沈括、程大昌之徒,朱子皆有取焉,此朱学所以大也 [13] (p. 28)。”由此可见,程氏在诸如训诂考据等文献学等方面的成就也为理学大儒朱熹所认可与博采。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大昌的学术影响和贡献。
基金项目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当代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培育路径研究”(D/2016/01/50);江苏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高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与机制研究”(2021JSJYDJ02026);南京邮电大学2021年教学改革重点项目(JG01821JX17);南邮通达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JG31018005);南邮2020年党建与思政研究规划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以文化人研究”(XC2020005);南邮人文社科研究出版基金项目(NYS220003);南邮《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负责人专项(30018032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重点项目“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及其贡献研究”(22SYA-033)。
NOTES
1注:《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周必大《文中集》卷六十二、《新安志》卷八《叙进士题名》、《宋诗纪事》卷五十《程大昌》条、《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新安文献志》卷首《先贤事略上》和卷八十三《行实》、《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和卷七《人物》、《舆地纪胜》卷二十《江南东路.徽州人物》、《康熙休宁县志》卷六《人物》、《道光休宁县志》卷十二、《四库全书总目》卷三《经部》等文献都涉及到程大昌的事迹。
2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传》,第12860页。
3淳熙四年八月,江陵统制官率逢原纵部,曲殴百姓,“守帅辛弃疾谓曲在军人,坐徙豫章,公极论不可。上曰:‘朕治军民一体,逢原已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矣。’康与之在绍兴时,以诙谐进,后坐事长流、广南,至是有与为地刊除旧犯还其资历,公封还勅黄。”(宋)周必大:《龙图阁学士宣奉大夫赠特进程公大昌神道碑》,《文中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关于大昌此次外任官职的原因有两种看法:一是大昌“自请”外任以调查民事。较为可信的《程公大昌神道碑》和《宋史》皆持此说。周必大曰:“举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请郡。”(《程大昌神道碑》);“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宋史》卷四三三)。二是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认为,大昌是因在经筵教授《禹贡》时,引起孝宗的不满而被贬官外任的。董立民也认同此种说法。周密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上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见,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诠曹亦如此也。’既而补外。”(宋)周密撰:《齐东野语》卷一《孝宗圣政》,第1页,明正德刻本。
其实,大昌在任吏部尚书期间,能够做到知无不言,提出诸种关于官吏的整治管理方法,“面奏堂白累万余言”,而且大昌一直致力于经世致用,注重对民情的实际体察,愿意深入地方了解官吏的履职状况。又恰逢中外更迭制之实行,所以大昌应该当仁不让的“力请郡”。另外,从大昌在辞别时,孝宗谕曰:“凡有见,悉奏来。”从这个谕旨来看,也应该有想让大昌到地方巡察官员并考察大昌的实践能力的意味。其实,宋孝宗为政非常善于观察和了解周围的官员,对于大昌的耿直性格应该了如指掌,并认为他值得信任。因此,大昌请外郡也正为孝宗所中意。值得注意的是,假使如周密所言,大昌之说为孝宗颇厌之的话,怎么可能“诏付秘书省,藏以垂后”?此外,当大昌请知泉州时,时任编修的彭椿年也不敢向大昌索要《禹贡论》及《山川地理图》,并交与州学陈应行刻书刊之郡庠。
5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必大少英特,进士及第后授徽州户曹,教授建康府,除太学录召试馆,职高宗读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书省正字、兵部侍郎等,于淳熙十四年(1187)拜右丞相。庆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四年薨,七十九岁,谥文忠。有《文忠集》二百卷。具体事迹详见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五十《周必大传》,第11966~11972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八月庚辰,侍讲刑部侍郎泰之已宿直,呼马而出。适与周必大遇。泰之扬鞭云:“留诗案上矣。”后必大使吏呈泰之诗,云:“抖擞身章却冒尘,袅蹄顾影也逡巡。銮坡寓宿非其地,莲烛操文自有真。字直由来同古语,位高兼复见今人。迎潮有诺无轻爽,季者当年不诿贫。”周必大次韵戏之云:“天街并踏软红尘,飞鞋交驰骇徼巡。椒殿敢期当制草,槐庭原拟用儒真(初谓年兄入相锁院)。鬻方偶免冬龟手,适市深惭旦攫人。礼绝同僚应有日,重沾润笔乃无贫。”(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中,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7与周必大《宿直后出玉堂留诗示周子充》:“抖擞身章却冒尘,袅蹄顾影也逡巡。銮坡寓宿非其地,莲烛操文自有真。字直由来同古语,位高兼复见今人。迎潮有诺无轻爽,季者当年不诿贫。”与姜夔《和刘侍郎夔九日登女郎台》:“霜枝凋翠雁横秋,莫倚危楼动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风流。”与陆游《次韵陆务观海棠》:“唤回残睡强矜持,浅破朱唇倚笛吹,千古妖妍磨不尽,长随春色上花枝。”与洪迈《题洪内翰侍儿翠翘画竹图绘宝监》:“戏作风枝斜,再恼玉堂宿。”(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