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建党百年之际,院线中的主旋律商业大片更迭不断,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视听震撼与情感体验。如今中国电影的发展到了探寻中国表达特质的阶段,经典抗战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由王苹导演,孙道临、袁霞主演的红色电影,在国庆前经过4K全彩重映回归荧幕,讲述了抗战英雄李侠夫妇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发报员与敌军斗智斗勇的事迹,并在日本投降后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最终李侠英勇牺牲。本部电影作为主旋律谍战片的鼻祖,具有极大的借鉴学习意义。本文试从东方美学视阈出发,探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蕴含的美学思维与传统价值观念,为民族影像语言寻求新的切入点。
2. “意气与意味”:散点叙事中的空镜头隐喻
“散点透视”本是绘画中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奥托·费歇尔在其著作《中国风景画》(1943年)中首次提出。本片中的空镜头运用“视点”横向移动的运动方式,对景观进行散点式的描绘与复现,令祖国的辽阔山水如长卷一般被展开,呈现出中国传统山水画卷的审美质感。影片多以山水景色将不同空间的故事片段行云流水地连接起来,实境为山川流水,造化自然,而虚境则为气韵节奏。通过空镜头画面建构达到留白以填充表意的作用,将无限的空间表象转换为富有隐喻意味的丰富内容表达。
空镜头的使用不仅提升了画面的观赏性,对电影主旨表达、塑造人物光辉形象、拓展画面表意空间也起到重要作用。《周易》有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立言以尽象,立象以尽意。” [1] 当言语的表意作用过于直白与局限时,象便成为表达作者意图的重要方式,“言–象–意”这一阐释结构中“象”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意是根本,象是媒介。在主人公李侠首次向宝塔山基地发送电报时,画面由李侠发送电报的中景转接为敲打电报手的特写,随后迅速切换为山脉一角,镜头横移,连绵不断的山脉映入眼帘,经过标志性景观符号宝塔山,镜头定格在一所小房子两名同志接受电报的情景。言语有限,心意无法言说,必须是“象”才能通达。人是有限存在者,要达无限,通达“大道”,则要通过可视化符号的建构与隐喻。发电报的实义动作与群山的景观相连接,寓意着电报所承载的“希望”穿过崇山峻岭到达远方,增加了电影画面的丰富性与层次感,提高了影片的审美质感。用意料之外的景观营造出富有东方意味的意境场,画面意义的似离而合、空间的流动与转折带来意义的延续。
本部影片结尾,画面在李侠同志发送电报时被敌方发现时戛然而止,而后画面出现了黎明天空的空镜头,白云随镜头移动不断涌动着,李侠头戴耳机发送电报的画面淡入并定格在画面中央,此时镜头画面中的天空变为战场、军旗、军舰等场面与物像,并以成人复调的混声合唱为背景音乐,增强画面的神圣感与壮烈感,通过空镜头的隐喻与联想达到“融情于景”,精神与影像被耦合、升华,主人公的隐去与缺位被替换为纯粹的自然景象,具体物像作为情感的现实载体,观众情感“随物宛转”,因结局产生的情愫得到有指向性的运化与投射,画面表意空间因留白而充盈。“天我”与“大我”境界最终实现,中国传统道德中“人生–宇宙”的理想也由此流露。
3. 风骨与人格:“诗性思维”中的蒙太奇谱写
“诗性的思维”是十八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感性直观上升到知觉印象,再形成最初的思维。本部影片用主观性的思维、舒缓的节奏将故事展开,王苹作为女性导演的蕴籍、含蓄的导演气质在蒙太奇手法中流淌,恰巧与东方美学诗性思维的特点不谋而合。诗性思维在蒙太奇中的蕴含对塑造影片美学气质、塑造共产党员人物光辉形象具有重大作用。
东方民族的诗性思维中“非理性”因素极为突出,画面中作为能指的丰富多变的符码转换指向所指的多义性与绵延的审美快感。巴赞指出:“一旦动作的意义不再取决于形体上的邻近,即使是暗示的邻近,运用蒙太奇的权利便告恢复。” [2] 蒙太奇多次使用影片中相似物品或现象来表现时空与场景的变化,具有跳跃性、不可通约性的事物达成了共同的审美指向。如在李侠接受敌军严刑拷打时被浇冷水,画面水流留下的画面即刻变为倒入柳尼娜杯中的酒;火苗由李侠手中点燃的传单切换为柳尼娜手中燃烧的传单;何兰芬洗衣时搓衣板上的泡沫的变化来暗示时光流逝等。蒙太奇的使用颇富情趣,增添了幻想趣味色彩,更体现了东方审美活动中的诗性思维与理趣意蕴。
影片结尾的蒙太奇手法建构起被见证的悲剧性结局,对李侠的英雄形象进行塑造,强化了影片中民族大义的价值追求。古代东方关于“美的本质”的探讨,常有涉及人性美与人格美,儒家认为,美的本质即是善,人之所以为人是因其道德仁义,仁之所在,天下归之,而仁义在道德上的指涉即为讲善。因此衍生出“天下仁义,显任为美”的思想。李侠被日军特务发现后,他坚定地吞下纸条,在特务的包围敌视下发完最后一条电报,镜头在李侠坚定的脸庞和特务的注视来回反打,“看”的动作被不断强调,“触发主体进入象征秩序的东西不仅有言语或他人的话语,而且还有他者的凝视。” [3] 特务的凝视与包围更像是镜语,投射出李侠强烈的使命感与身份确认感,他者的闯入与围观作为唤醒、加强人格张力的情景设置,以李侠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民族大义与象征意义更为凸显,通过旁观见证的过程更具悲壮美,观众在此紧张环境下的共情感也更强烈,导演通过围观视觉的话语建构,使观众完成了最后一步的情感认同。
4. 同情与陶冶:音乐“修辞”中的主体升华
东方美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皆强调对主体的内心的关注,美感经主体与他者互动、互渗交融而成,本部影片导演对电影音乐的运用力图对角色和观众进行情绪渲染,音乐悠扬婉转,极富感染力。尤其表现在何兰芬对李侠的工作由排斥到理解、再到完全支持时,何兰芬陪伴李侠发电报,背景音乐节奏愉悦,渲染两人心灵距离渐近的气氛;又如在发电报时,运用声画分离的手段,电报声伴随镜头中山水景色的出现,此时的音乐舒缓悠长,极具“修饰性”,它注重以自身的丰富多姿与画面的丰富表意相结合,展现出更深层的意指,使电影画面呈现更富意境,弥补了画面的空洞感。
康斯坦丁诺夫在《音乐美学原理》中提到:“音乐拥有极完美的手段,以精确的组织音乐能广泛引起那些情绪、感受和情感,并在那些情绪、感受和情感中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阶层的、特定类型的人所特有的复杂的人的态度。” [4] 在何兰芬朋友在为革命调动大家积极性而发表演讲不幸被枪杀后,何兰芬走在回家的路上,背景音乐旋律开始变得急促激进,牺牲女同志的话不断在她耳边响起,最后萦绕在何兰芬耳边的只是“太太、太太”,不断重复刺激着何兰芬,此时何兰芬的脚步加快,由走到跑,音乐不断升高到达高潮,形象外化了何兰芬心中的巨大悲痛与折磨,点燃了何兰芬心中支持革命工作的火种。又如在何兰芬被敌军逮捕后释放,她回到阁楼中,背景音乐低沉忧伤,此时何兰芬脑海中响起李侠与她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曾说过的话:“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声画分离的手段使关键性台词在电影中不断复现,对观众发出了难以忽视的询唤和叩击,注重荧幕内外以人为主体的情感与志向抒发,体现了东方美学的人本主义。
同情观认为美是人与物间情感互渗,产生共鸣,从自身经验出发比附外物的结果。导演以“同情”观照人物内心,融合作者表述,意图引起观众的情感震撼。本部影片对于角色内心和观众情感观照的注重,用“发乎人心”的音乐设计实现对主观情感的捕捉与外化,生命交感、同情同构的音乐修辞观念,颇具东方美学的哲学思考。
本部电影用具有东方哲学的韵味与笔致,将一部谍战片、一个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勾勒出具有艺术性的革命美好图景,影片中通过一系列视听语言意境的营造及人伦价值的透析,皆将摧枯拉朽的残酷战争上升到人性品格的美学境界,使电影具有更为深沉的意义。在中国影片特色探寻中,相较于现今院线中注重视听奇观与宏大制作、充满说教意味的主旋律叙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引领着观众的注意力由复杂的表层工艺制作转向富有中国意味的饱满精神旨趣,走向东方美学的简约归真;同时用极具人文情怀与自然哲学的思考将价值内核融于诗性气质的视听语言中,在影像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同情”与“认同”的主流观念输出方式,用绮丽的幻想、丰富的意蕴与诚挚的情感来打动观众,而不是停留在视觉表层与剧情逻辑的震撼与快感。本部电影的东方美学气质更可以称为王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女导演对经典革命叙事的独辟蹊径、精巧构思与女性气质的自然流露,是中国电影对时代需求的深入探索,为当下主旋律影片探索“中国式表达”提供了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