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重大疫情因其具有突发性、强传染性及暂无有效药等特点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对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家国情怀”“保护环境”等价值观以及职业倾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卫晋丽,宋乃庆,王春婵,2020)。在全国各地陆续落实新高考改革后,要求学生也要及时做出调整,积极应对改革中出现的紧迫问题(刘静,2015)。除了现实因素以及升学压力外,在自我发展上,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主要发展任务是寻求角色同一性,一种“知道自己会去什么地方的感觉”(埃里克森,1998)。这一阶段个体的自我觉察程度、生涯觉察程度与其未来的生涯决策及发展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李金碧,2005)。因此,面对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高中教育除了为高等教育输出人才、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做好职业准备外,还要为全体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世界做准备打好基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10)。
“生涯适应力”(career adaptation)最早由Super提出,它突出了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使人们将注意力从为生涯决策做准备的“生涯成熟度”(career maturity)转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和工作条件做准备的生涯适应力(Super, 1981)。在此基础上,Skorikov等人(Skorikov & Vondracek, 1997; Skorikov & Vondracek, 2007; Savickas & Porfeli, 2012)将其进一步发展,认为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应对生涯中的任务、问题、转折甚至重大事件时的心理资源,并将其划分为生涯关注 (career concern)、生涯控制(career contro1)、生涯好奇(career curiosity)和生涯自信(career confidence)四个维度。可以说,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水平是个体对于可预测的生涯任务、所参与的生涯角色、面对的生涯改变以及生涯情境中不可预测的生涯问题的准备程度。
目前我国大陆关于生涯适应力的研究主要在大学生群体,针对中学生的研究较少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 通过人口统计学变量考察青少年生涯发展现状;2) 从某个或某几个变量的关系中探究青少年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比如自我概念、自我同一性、社会或家庭支持等。
综合以往研究发现,通过性别、年级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考察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现状的研究多数未得到一致结论。在性别与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的研究方面,总体来说,男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在不同程度上显著高于女生。刘慧(2011)对国内多所中学的学生职业心理调查发现,男生在职业决策上的自信程度显著高于女生,且男生具备更丰富的职业相关知识。吴淑婉(2008)对台湾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研究发现,男生生涯自信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从年级/年龄的角度看,有学者(苏萍,1984;李文仰,1996;Crites, 1965; Achebe, 1982; Lokan, Boss, & Patsula, 1982)通过对中国、尼日利亚、加拿大等不同群体的生涯规划能力、生涯成熟度与年级的关系研究认为,个体的生涯规划能力、生涯成熟度随年级的增长而有所提高。也有研究者(Bakar & McCracken, 2006; Hartung, 1997; Hirschi, 2009)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学阶段的年级、年龄增长与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无显著差异。虽然年级与生涯发展的相关并无一致结果,但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而言,似乎生涯发展有随年级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除个体因素外,也有研究从家庭的视角来探讨其对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的影响。赵小云和郭成(2010)面向大学生群体,发现家庭社会阶层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越高,但两者的相关关系并无显著差异。李婕、陆丽萍(2017a)以北京市某中学学生为对象,考察了家庭社会阶层各因子(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但未将各因子整合成家庭社会阶层这一变量来探究。除了家庭社会阶层这一因素外,杨熹(2017)在考察中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时发现,情感温暖维度以及社会支持对于生涯适应力有显著正向预测效果。在中学生群体中,生涯适应力有关家庭因素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多数未产生一致结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
综上所述,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对国内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的研究。基于此,针对人口学变量对生涯适应力影响不一致的问题,本研究将以江苏省某中学为例,结合自编问卷从个人及家庭两方面考察他们的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是苏州市某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其中高一261人(男生139人)、高二215人(男生110人)、高三254人(男生121人)年级。为更方便高中学生进行线上测评,研究者在下午放学时间向该校所有在校学生发放《中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链接,要求其在规定时间段内提交。其中有效问卷730份,回收率%,有效率99%。
2.2. 研究工具
自编《中学生生涯规划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人口学变量、家庭社会阶层、生涯规划状况三部分,其中,家庭社会阶层计算方法如下:选择的指标包括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包括少于10万、10~20万、20~30万、30万元以上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分。受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4分。父母职业则采用陆学艺(2002)的十大社会阶层划分方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10分。最后,借鉴王艳丽、郭永玉、杨沈龙(2017)的计算方式,所得分值越高,说明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生涯规划状况部分则围绕“升学”这一主题,参考有关高中生涯教育的研究(刘静,2015;李金碧,2005),从高校/专业规划、升学政策信息、学校生涯支持三个方面进行调查,以学生对主要问题的选择为指标进行分组。
《中学生生涯适应力问卷》:采用Savickas和Porfeli (2012)编制,由Hou等人(2012)修订成的中文版。该问卷4个维度(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共24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很小的能力”,5代表“非常有能力”。所有项目计算均分后,分数越高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系数为0.978。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采用对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
3. 结果与讨论
3.1. 人口学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
中学生生涯适应力总体分数为82.52 ± 17.93。在生涯适应力各维度上,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生涯控制 > 生涯自信 > 生涯好奇 > 生涯关注。这表明,中学生会有意愿为未来发展做准备,但对生涯发展的关注度相对较少。从性别来看,男生在生涯适应力总分、生涯控制、生涯好奇方面显著高于女生。
在年级方面,对不同年级的被试在生涯适应力各维度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见表3),生涯适应力总分、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在年级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5。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除了在生涯关注纬度上,仅为高一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p < 0.05)外,在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纬度上,均表现为高一、高二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p < 0.05)。这表明,高一学生在高中伊始,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充满好奇与关注,并且更有意愿为其做好准备,对未来的发展也更有自信。
在年级成绩排名方面,对不同成绩排名的被试在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各维度在成绩排名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进一步事后比较发现,成绩排名前10%、30%的学生显著高于成绩排名50%及其以后的学生,p < 0.01。表明,成绩越好,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相对也越高。
对个体性别在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生涯适应力与是否独生子女无显著差异(p > 0.05)。对不同生源地中学生在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两者无显著差异(p > 0.05)。具体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1. 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M ± SD)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2. 生涯规划状况的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
在高考/专业信息方面,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两组学生在生涯适应力以及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对将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有过规划的学生其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未进行过生涯规划的学生(p < 0.001)。
在升学政策信息方面,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非常了解以及部分了解的学生其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不了解或较少了解的学生(p < 0.001)。
在学校生涯支持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了解支持项目较多的学生其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了解项目少的同学(p < 0.01)。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来,学生是否进行过生涯方面的思考或了解以及进行的程度是否深入,与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见表2。
Table 2. Career adaptation resulting data of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表2. 生涯适应状况描述统计及差异分析(M ± SD)
3.3. 生涯适应力在家庭因素上的特征分析
选取父、母中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等级较高的一方纳入计算,然后将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级、家庭年收入三项转化为标准分数,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本研究中,被试父母的职业没有“军人”,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时,职业分类只有9类。结果发现,KMO为0.94 > 0.60,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P值为0.00 < 0.05,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并且得到一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55.56%。最后,形成客观社会阶层SES指标的计算公式:SES = (−0.79 × Z受教育程度 + 0.78 × 家庭年收入 + 0.66 × Z职业)/1.67。其中,−0.79、0.78、0.66为三个指标的因子载荷,1.67为主成分特征值。客观家庭SES的范围−2.53~2.08,数值越高,表明被试的客观社会阶层越高。
Table 3. The 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lass status and career adaptation
表3. 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的相关分析
对生涯适应力各维度与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以及家庭社会阶层进行相关检验,发现(见表3):被试的家庭年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相关不显著。
对家庭社会阶层各因素与生涯适应力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在生涯关注上相关显著。进一步对母亲受教育程度与生涯适应力进行方差分析发现(见表4),母亲受教育水平与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比较显示,在生涯适应力总分及生涯关注、生涯好奇纬度上,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得分显著高于母亲为高学历的分数,p < 0.05;在生涯自信纬度上的结果则相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高中或中专的分数,p < 0.01。
Table 4.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mothers’ educational level and career adaptation
表4. 母亲受教育程度与生涯适应力的差异分析(M ± SD)
4. 讨论
4.1. 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级与成绩方面差异显著
总体看来,本研究发现在生涯适应力的各维度上,生涯关注的得分最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017)。在Super (1981)看来,高中生处于生涯发展的试探期与过渡期,他们意识到要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一定的思考和准备,比如“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等命题。但是,中学生在逐渐摆脱对自我的空想,明晰生涯选择,并尝试对未来做出决定时,仍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迷茫与不自信。尤其面临“高考”这一重要的升学任务,他们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学业上,对于对未来职业的关心程度可能稍显不足,这也就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下,中学生总体上对生涯有较高的好奇心、自信心以及探索的热情,但对于未来具体要做什么或从未来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涯发展即生涯关注上的得分均较低。
在性别方面,除生涯关注、生涯自信纬度外,中学生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国内外关于性别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对此,有学者(赵小云,2012)猜测可能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但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性别对生涯适应力无显著影响(Luzzo, 1995),而多数国内研究则显示性别在生涯适应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男生优于女生(杨钢,谢平,寻丽琴,2019),本研究结果也支持国内研究的观点。社会或家庭的传统观念对男女社会性别角色期待不同,男生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吴淑婉,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男生较女生而言,需要在生涯适应力上进行更加积极的准备。
在年级方面,中学生在生涯适应力及各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除了生涯关注纬度仅为高一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外,在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纬度上,均表现为高一、高二的得分显著高于高三。这与部分研究结论一致(李婕,陆丽萍,2017b;Rottinghaus, Day, & Borgen, 2005;邓碧会,邓维,李兢,2008),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随年级增长而增长。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对高中的新生活充满向往,对未来充满憧憬,这种健康的“希望感”会促使个体更清晰地设定目标,更具自信心与动机,也会创造替代性的选择路径(Snyder et al., 2006)。因此,在生涯好奇、生涯自信等纬度上,高一学生的分数显著高于高三学生。
在成绩的年级排名方面,成绩排名越靠前,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越高,以往相关研究较少并且结论并不一致,今后可进一步补充。李婕,陆丽萍(2017b)对超常和普通中学生生涯适应力的调查结果显示,两者的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未出现显著差异,表明是否具有超常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与生涯适应力没有直接影响。勾晓晴,臧爽(2018)探究护理本科生的自我设限和学习动机对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发现,学习动机与生涯适应力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学生的学习动机高,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高。从生涯混沌理论的角度看,中学生的生涯发展具有主动适应性、初值敏感性、生涯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往往自主性也相对较高,更加灵活地应对问题,因此,在生涯适应力上表现出更高地分数(陈宛玉,叶一舵,2018;文芳,2014)。
4.2. 生涯适应力在生涯规划的三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生在高校/专业规划、升学政策信息以及学校生涯支持方面思考程度越深,了解越多在生涯适应力及其各维度上的得分显著较高。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主动参与有效教育活动的程度影响个人的学习与自我发展(Kuh et al., 2006)。如,冯建华(2019)通过对高中生进行“工作坊模式”辅导,将学生作为主体,由“专业领域专家”及“推动者”引导并带领学生参与、探索、分享和建构个人生涯成长过程,在自主探索过程中帮助学生充分认识自我,了解各种职业并采取有效的决策行动,从而科学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Magolda等(2012)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正处于自我主导力发展的“十字路口”(crossroads)阶段,开始不满意外部权威对自己的定义并认识到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做计划。当个体更多参与、体验各项活动时,有助于个体打破原来的平衡模式,在逐渐倾听内在的声音的过程中,建构属于自己的内在认知体系。在面对今后不确定环境时,能够更多地运用内部资源思考自己的未来,并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谭海燕,2017)。
正如生涯建构理论强调的,个体职业发展的实质是主观自我与外部世界相互适应的动态建构过程,由于人格特征、面临的生涯任务及解决策略不同等因素,生涯建构的内容与结果因人而异(Savickas, 1997; Savickas, 2013;关翩翩,李敏,2015)。当个体能够主动思考或积极应对当前的生涯任务时,其生涯适应力发展水平也就不可同一而论了。
中小学阶段的生涯教育更多以升学教育或升学指导为主(细川俊夫,1978),多数学校的生涯教育围绕提高学生职业观为核心,以推进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或过渡。这提示我们,学校可以多组织相关的活动,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搭建高校与高中沟通的桥梁,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不同高校/专业。了解升学政策信息,支持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发展。
4.3. 生涯适应力在家庭因素上的差异分析
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阶层与生涯适应力无显著差异,但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了生涯自信这一纬度外,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低,生涯适应力总分及其他纬度得分越高。这与以往部分研究结果一致(谢雅萍,2008)。首先,这可能是样本量大小不一致造成的,在本研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家长人数较少(4.7%),高中或本科学历的家长人数最多(56.58%),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控制样本量大小来验证结果。
其次,家庭资本理论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不仅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还包括父母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技能。父母能否将自己的教育信念融入到教养行为之中,以及对教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水平,这些都对孩子的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李宏利,张雷,2005)。Hill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理想与抱负水平与父母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究其原因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的生涯发展有更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又会内化于父母教养行为之中。父母受教育程度高,越倾向于采用温暖、理解的相对“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在亲子关系中会尊重孩子意见、进行平等沟通(林磊,1995;李彦章,2001;Bryant, Zvonkovic, & Reynolds, 2006)。这种积极的模式鼓励孩子倾听内在的声音,在自我发展上更加独立自主。因此,表现在生涯适应力上,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会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思考未来的发展,较少控制或限制学生的生涯好奇或探索。
此外,“地位实现模型”(Blau & Duncan, 1967)认为,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影响了社会分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目前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获得的职业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从而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地位(李玉杰,2009)。可以说,受教育水平越低,越能够感受到自身发展的限制以及社会的压力,也就越能够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母亲往往以“过来人”的经历在孩子身上寻找一种“补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比较高,对其生涯发展格外关注,以期待他们能够实现“名校梦”“出人头地”。从另一方面来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母亲无形中获得了一定的家庭资本,给孩子带来更高的生涯自信。
研究结果表明,对中学生开展生涯教育时,不仅要重视学校的生涯指导,也要注重家庭对生涯教育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母亲在其中的影响力,同时积极发挥父亲的角色,鼓励父母双方已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学生的生涯教育中来。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通过自编的生涯规划状况问卷、青少年生涯适应力量表,从个人与家庭两个方面考察中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发展状况。结果显示,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龄、成绩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在家庭因素上差异不显著。本文推测,这可能是各组受到样本量不一致影响,可以进一步控制各组的样本数量改善研究。此外,基于本研究结果,显示自我主导力发展水平可能与家庭教养方式或学生的自我主导力有关,今后可以在这两方面深入拓展,以更好地补充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6. 结论
1) 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在性别、年级、成绩方面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
2) 家庭社会阶层对中学生生涯适应力影响不显著,但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其存在显著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学生的生涯关注、生涯好奇以及生涯适应力总分发展水平越高;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助于学生的生涯自信。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