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和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在其广为流传的政治学著作《利维坦》中提出，如果不存在一种使人们敬畏的共同权力(力量)，那么人类就会永远处于一种“战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不断地反对其他人。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一些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者聪明到能够不惧怕暴力下的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其一切所能来保护自己。因此，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至上的必要行为，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免于暴力死亡的必要。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多种多样的物品或利益，即拥有自己所喜爱的物品或利益的所有权。但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每个人想拥有对每样物品或利益的所有权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种争夺权力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便永远不会结束。简而言之，霍布斯认为在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即没有国家保护，或在没有政治机构成员资格特权和责任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野蛮且短暂的 [1]。
事实上，国家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对政治科学而言，如果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现代政治科学的大部分研究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国家的兴起与发展，解决了霍布斯所关注的无政府状态对人类社会的困扰，并使文化和文明得以蓬勃发展。虽然最早期国家的出现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其疆土安全和居民财产，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现代国家的发展与最早出现的国家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巨大变化 [2]。事实上当下的国家能够且确实提供着远远超出保护疆域的各种服务，从医疗保健到高等教育和其他形式的福利。现代国家有着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高斯塔·埃斯平–安徒生(Gosta Esping-Andersen)在其类型学中所表述的三个福利国家 [3]，以及东亚发展型国家，如被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首先描述过的日本 [4]。尽管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对国家这个概念非常熟识，但在学术界却没有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国家定义，更不用说能够被普遍接受的衡量国家规模和大小的方法。因此，许多在政治学领域工作的学者，都比较随意地使用“国家规模和大小”这一术语，这样就带来了在技术层次上的误解，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误用从而影响到现实外交政策等多种问题 [5]。
笔者认为，由于国家规模的概念，不仅在学术界广泛运用，而且对政策制定者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缺乏对国家规模的普遍认识绝非一件小事。对如何衡量国家规模能够共享统一理解，可确保围绕国家规模的辩论在同一理念下展开，这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对维护社会平安稳定，对外交事务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差异性极大的对国家规模(状态)大小的不同定义，不仅容易造成人们的极大困惑，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通过给出更精确的定义表述来补救业已存在的问题。其次，我们也必须指出，国家规模的问题必须且最好用领土来衡量。事实上，我们认为任何其他衡量国家规模大小的方法都不够准确，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2. 文献综述
有很多学者论述过这样的观点，即国家规模是解释不同政治结果的一个关键变量，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试图对其进行明确定义。许多使用国家规模作为解释变量的学术文章，未能正确定义其实质内涵与要义，而是各按各的理解使用适合其目的需要的自我定义，或在研究中将国家规模的概念，与有关国家的其他概念完全混淆在一起。这虽不可能包括所有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困扰的学者，但即使粗略地浏览一下现存文献，也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关于如何衡量国家规模的理解或定义，的确有着广泛的多种不同解释。有些学者习惯于仅仅用人口来表述国家规模的特性。比如卫恁达尔(Veenendaal)和考博特(Corbett)就仅仅根据人口数字，对国家规模进行概念化表述，他们甚至认为大多数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出版物，是基于人口数字而概念化国家规模的 [6]。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由于在政治科学文献中，存在大量使用国家概念中多种其他维度的不同概念，所以仅仅基于人口数字来概念化国家规模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包括阿伦德·利法特(Arend Lijphart)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内的民主主义学者 [7]，在其理论中忽略了所谓的小国家，从而削弱了对其理论的普遍认同性，而将这些“小国家”包括在内则有助于细化他们的发现 [8]。
卫恁达尔和考博特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比较政治学文献中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即国家的规模是用人口来衡量的，而格拉尔德·斯卡理(Gerald Scully)则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规模是按照政府支出作为国民经济产出的一部分来衡量的。但斯卡理同时也认为，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不断增加国家行政管理和财务支出规模是有害的。显然，根据人口数量和基于政府支出的多少作为标准，来衡量国家的规模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这只是众多不同国家规模概念中的两个 [9]。
对于国家规模这一概念的理解各异并普遍存困惑的问题，并非最近才有的现象。1964年，阿莫蕊·范登博施(Amry Vandenbosch)曾经用军事力量衡量国家规模，并将小国与他所称的“强权”进行对比。然而，范登博施将国家规模与国家实力混为一谈。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常常为正确区分国家规模和国家实力苦恼 [10]。如王天一在研究国家规模时认为，尽管中国是一个比朝鲜更强大(stronger)并有更大实力(more power)的国家，而朝鲜不管多么弱小，仍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重大影响。不幸的是，王天一不仅未能正确恰当地区分国家实力和国家规模，而且也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概念与国家规模混为一谈了 [11]。
大卫·莱克(David Lake)和安吉拉·奥马霍尼(Angela O’Mahony)，以拥有多少领土为主要指标来划分国家规模的大小。与上述提到的其他作者不同，他们将国家的大小作为自变量，而非因变量进行阐述，但他们断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国家平均规模大小的增减，是联邦制国家数量增减的结果。笔者比较赞成莱克和奥马霍尼关于确定国家规模大小的思路和方法 [12]。
显然，对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规模，在学术界的确存在重大分歧和误解。尽管我们对文献综述远非详尽无遗，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国家状态大小的定义，在学者之间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往往截然相反。像王天一和范登博斯这样的学者会坚持认为，较大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实力，因此在世界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国家规模的扩展，具有普遍的积极影响，至少对于有关国家而言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像斯卡理这样的学者对增加国家规模表达了更为悲观的观点，认为国家规模增加的净效应是负面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学者似乎对国家规模的影响存在分歧，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讨论相同的话题。大卫·库理尔(David Collier)和斯戴温·列维慈克(Steven Levitsky)指出，政治学学者非常关注概念的有效性 [13]。因此，仅仅为了概念有效性，笔者也认为有必要澄清国家的规模。我们还更进一步地认为，对国家规模概念的不一致理解和应用不仅在理论层面上不稳定，而且还具有现实世界的后果 [14]。
3. 理论框架
为能更好地讨论相关问题，正确理解本文所要构建的相关概念及其定义，笔者提出一个“汽车与司机”的理论模型，来表述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让我们想象公路上行使的一辆汽车，车上有一名司机与若干乘客。在这个概念模型中，汽车的驾驶员与政府类似，车辆本身与国家相似，乘客与国家的人口相似。从这个类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国家的各个实际政府部门组成，通常每个部门都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而国家则是一个大的载体，是一个无自己主观意愿也无生命的客观结构体。正如司机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方向盘操纵汽车的行走方向一样，政府通过相关的政策、法规、条文等来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样，就如同汽车本身无法控制驾驶员是否开得太快或转错了弯，或者驾驶是否平稳而不会因超速被警察拦下一样，国家作为一个无生命的客观结构体，没有自己的主观意愿可自主表达。
如前所述，当下在学术界对于国家这一非常重要的概念并无统一且普遍的共识，学者们试图从各自的学术理念出发给出自己的定义。最知名且广为受到认可的定义之一是马科思·韦伯(Max Weber)提供的定义。韦伯认为，国家是一个权力机构，为了生存并取得成功，就必须宣示拥有在特定领土内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专权。而且国家作为一个已经确立的完善权力，会特别持久和明显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因此，临时以特殊方式使用暴力抵御外部威胁的团体不具备构成国家的资格 [15]。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同意韦伯关于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标准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明确在其特有的领土范围内，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总人口中有合法使用暴力的专权 [16]。
韦伯对国家边界范围的表述有些灵活，他指出，虽然一个国家的领土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确定的，但它并非必须恒定或绝对 [15]。与韦伯更具可塑性与延展性的关于国家之概念相反，简夫兰考·波吉(Gianfranco Poggi)坚信，一个国家的领土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必须地理位置明确、固定、有连续的边界、军事上有防卫能力。事实上，他更进一步认为，一个国家和领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指出国家就是领土 [17]。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回应了波吉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仅仅是并且本质上是一个竞技场，一个地方，而这个特点恰恰正是国家自治的根源 [18]。
上文提到的国家概念，是学术文献中一些比较著名的，但绝非仅有的说法。显而易见，人们对国家是什么，它能做什么以及它来自何处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然而，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可识别和明确界定的领域或者领土。本文不拟介入关于国家是什么的辩论，而是应用这些已有的多种不同概念的理论观点，来了解所辩论的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有关国家的观点中所具有的共同性要素，则是构成本文理论框架的基础内容。就本文而言，领土特指在地球上任何受到国家政治控制的可识别区域，无论其形式如何。因此，国家控制下的水体，如运河、河流和湖泊，这些属于国家多态政治地理的一部分，也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因而被纳入国家规模的概念范畴之中 [19]。
4. 对其他衡量方法的质疑
由于政治学家有过多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国家规模，本文的分析无法将其尽数涵盖。本文旨在简单说明，当下在学术界有关国家规模的主流概念不够精准，并表明领土是衡量国家规模的唯一准确标准。为了理解何以被误用的术语“国家规模”是有问题的，我们有必要首先来讨论两个典型案例。其一是蒙古，其人口只有300多万，分布在大片广袤的领土上(157万平方公里)。蒙古武装力量装备不足，军费开支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整个国家海军由一只拖船和七名水手组成，且其中只有一名水手会游泳 [20]。对于王天一和万登博世而言，由于蒙古的军事实力很弱，因此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国。同样，由于人口较稀少，维南代尔和科贝特也会将其归类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维南代尔和科贝特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大小规模的硬性指标。然而，可以合理地假设，与包括中国、印度或日本在内的人口显著较多的国家相比，300万人口的确相对较少。但是，在莱克和奥马霍尼的理论中，蒙古国因为有广阔的领土，因此是一个大国。
与蒙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其人口为880多万，拥有世界上训练最为精良最富有战斗力的军队之一，是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最高的，在建国半个世纪以来参与了五场主要的大型战争和其他无数的小型冲突，然而其国土面积只有2.5万平方公里。因此，以色列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蒙古的对立面。根据上述国家规模的定义，以色列要么会比蒙古大，要么会比蒙古小，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具体定义。通过蒙古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比，我们不难认识由于不一致的有关国家规模定义的存在，在对现实的不同国家规模进行分析时，很容易产生严重的问题。使用某些维度，以色列比蒙古“小”，而使用其他维度蒙古又是“较小”的国家。
5. 人口与国家规模的关系
维内代尔、科贝特、达格·安卡(Dag Anckar)、汤姆·克罗沃兹(Tom Crowards)等学者，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规模的依据。维内代尔和科贝特声称，人口较少的国家尽管存在固有的劣势，但往往是趋于民主的政体 [21]。然而，虽然他们在关于人口和民主之间关系的许多主张似乎有其价值，但他们的主张并非基于其所坚持的国家规模理论。用人口来衡量国家规模的问题是显然的，因为人口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转瞬缩小，人们可能会因为疾病和灾害而死亡，再者，比如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他们的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显著减少，而且战争和自然灾害则有可能瞬间毁灭大量的人口 [22]。
确实，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人口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体的存在都是必要的。然而，正如汽车和驾驶员模型中乘客不是汽车的结构部件一样，居住在该政体的居民不是其永久的固定组成部分。外部和内部因素都有可能显著地改变人口数量，这不仅可能逐年变化，而且取决于环境，甚至每天都会变化。因此，一个国家领土内的居民人数，虽然在许多层面上很重要，但并不能改变实际国家的规模即领土的大小。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失去领土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是，它失去对另一个外国势力的抵御能力，这是一个外生因素。一个国家内生的失去领土的唯一方法是它自愿放弃对某部分领土的管辖权，这实际上是很难发生的，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并不很多。为更直观地表达笔者的意思，我们分别呈现了图1和图2所示的假设状态A和B。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A国家和B国家拥有相同面积的领土，但A国的人口数量要比B国高得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口多少与其规模完全无关。
6. 政府支出解释
斯卡理曾经用政府开支量来衡量国家规模，根据他的理论，政府支出越多，国家规模就越大 [9]。然而，斯卡理似乎混淆了政府的角色和国家的角色。事实上政府由政治家和管理者按照其意愿所组成，而国家却是没有自己意识的结构。即使还没有就国家的定义达成合理的共识，大多数政治科学家也能够区分政府和政府运作的国家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但又是不相同的。
为能更具体并可视化我们的讨论，我们不妨再次以前述汽车与驾驶员模型为基础来展开。政府支出的增加类似于司机在各种商品和服务上的支持，包括购买汽油、食品和润滑的花费。正如司机花更多的钱买高质量的汽油一样，这种支出无论多少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汽车的大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政府支出的增减与否，并没有改变国家的规模。当考虑到其他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从政府增加支出中得到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一个更大的政府，而非一个更大的国家。
当然，政府不仅拥有管辖国家领土的能力，还必须拥有维护国家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如警察部门、法院和税务部门等。由于顺利运作国家机器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政府支出的增加也可能潜在地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但这些国家机构的实力并非国家规模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
7. 国家能力与国家规模
政治学家艾维林·戴维海瑟(Evelyn B. Davidheiser)给出了确定一个国家强度的三个标准：1)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深度；2) 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宽度；3) 国家自治，或国家被社会渗透程度。一个强大的国家对社会的渗透深度高，渗透广度高，而社会对国家的渗透程度则比较低。弱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依据戴维海瑟的理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会是一个强国的例子 [23]。
但戴维海瑟提出的三个标准均未涉及任何关于国家大小的概念和范畴。俄罗斯的确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这只是一个巧合；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一个领土少得多，但仍然可以合理地被认为是强大的国家，比如新加坡和以色列。拉芒·帕尔多(Ramon P. Pardo)和杰弗瑞·里夫斯(Jeffery Reeves)也曾经指出，弱国的形成主要由于内部原因，比如国家与社会制度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很容易削弱国家的实力。强国具有超强的通过法律、执行法律、和征税等能力。如新加坡，其国土总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就面积而言，新加坡是相当小的。相比之下，中国首都北京的面积就超过16,000平方公里。然而，新加坡可以合理地被描述为一个强国。另一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拥有大面积的领土和大量的人口。然而，由于他们的制度薄弱，经济相对落后，因此可以合理地被视为弱国。事实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实力明显弱于新加坡。然而，毋庸置疑，任何政治科学家都无法说新加坡比巴基斯坦或印度更“强大”，因为这样的说法会引起人们的普遍质疑 [24]。总之，一个国家的强弱并非由其国土的大小所决定，两者之间是完全分开并且彼此独立的，请参见表1。
Table 1. Comparison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size
表1. 国家实力和国家规模对比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在学术界对于弱国与强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分界点，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客观标准。然而，事实上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中国属于大国之列，但是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就很难说了，有些人可能认为她是一个小国，而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她拥有较大的领土且政府预算也很大，因此而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小国。此外，关于蒙古是弱国的说法也不太可能引起争议，但有些人可能认为印度不会被认为是弱国。因此，我们在表1中的国家归类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主观性。尽管如此，即使一些国家被移到不同的类别里，此种分类对于概念分析这一目的来讲，仍然有效并能帮助我们视觉分清国家的强弱和规模的大小这样两个不同变量，因为这两者之间是不能相互混淆的。
8. 国家规模与国家实力
国家能力更多涉及内部事务，国家实力则更多涉及外部事务。罗纳德·巴斯顿(Ronald P. Barston)将弱实力国家划分为五个类型：1) 经济欠发达；2) 军事能力较弱；3) 外交政策比较被动；4) 资源更加匮乏；5) 以区域利益而非全球利益为导向 [25]。同样，这些标准都没有提到有关国家规模的任何内容。范登博施不如巴斯顿那么严格。他利用军事力量来衡量国家实力，认为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只有在更强大的国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对军事力量与生存之间关系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但至少可以指出他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即国家规模和国家实力。与前面谈到的国家能力的概念一样，国家实力和国家规模是不同的变量，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一个并没有多少领土在其控制下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因为拥有较弱的军事力量，因此而不能被认为是个强大的国家。加拿大是世界上陆地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国土辽阔，覆盖了北美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她的领土面积比中国更大。然而，从军事上来说，中国却远比加拿大强大得多。
王天一对国家规模与实力的理解，与范德布斯克如出一辙，认为由于朝鲜是一个弱势国家，因此可以放心大胆地忽略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及其影响，但是因为朝鲜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而中国是一个全球性的主要大国，因此其他国家在对朝鲜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就不得不必须考虑其行为对全球的影响 [11]。
虽然王天一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她将自己的研究主题界定为“小国家，大影响”，并且贯穿于其论文之中，不断地交替使用国家规模和国家实力，则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并可能导致潜在的错误和灾难性结果。作为对王天一的回应，帕尔多和里维斯认为，小国虽然物质资源比中等国家或大国少，但并不一定很弱 [24]。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比如，新加坡的物质资源比像蒙古这样的国家要少得多。然而，就军事力量而言，新加坡却超过了蒙古。显然，在这个例子中，规模较小的新加坡比国土面积大很多的蒙古国具有更强的国家实力。即便使用上述巴顿的五点分类法，从经济发展水平、外交政策到利益地理位置等各个方面，新加坡都明显比蒙古更有实力。再用以色列与巴基斯坦新为例，以色列的国土面积虽然小，但其国家实力比巴基斯坦强。上述两组例子之间的对比表明，1) 国家的大小国家的实力强弱并不等同，2) 国家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能确定国家的实力。
9. 国家版图
有人也许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来衡量某物而又尚未对其是什么达成共识呢”？对此，我们不妨以盲人和大象这一印度寓言开始。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寓言中，一群从来没有接触过大象的盲人，试图通过触摸大象来描述大象是什么，但每人只有摸到一部分，如尾巴、鼻子或象牙。基于他们触摸到的有限体验，每个人都给出了与其他人显著不同的对大象的描述。如同每个盲人对同一需识别的对象即大象有不同的描述和概念一样，政治科学家对同政体结构即国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概念。然而，正如大象的特征、体重或大小不会因为每个盲人对大象的理解有限并而改变一样，政治科学家们对国家的认知和概念化理解，也不可能令国家的性质、规模、实力等有所改变。
尽管上文所引韦伯、曼恩、波吉、布迪厄等学者都针对国家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无论是谁的理论都认为国家必须拥有明确的排他性的领土。显然，国家实力或国家能力并非总是那么容易衡量的，但领土通常却是比较容易衡量的。唯一的区别是，有些学者可能把水域排除在领土计量范畴之外，而另一些学者则在衡量某一国家的领土时，会将通过国家机器而控制下的所有地理空间包括水域在内都囊括在该国的版图之中。当然，有些比邻的国家之间会存在边界争议问题。然而，这些争议一旦解决，界限清晰的国界线就形成了 [26]。
10. 结论
领域属于有关国家概念的最基础的重要话题，人们很可能会想当然地以为在该领域对此话题已形成共识。我们很难相信经济学家都不清楚供求关系定义，生物学家都不理解什么是DNA，或者统计学家在对标准误差意味着什么方面会意见相左。然而，政治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却真的未能就国家规模这一基本概念达成共识，甚至未能形成一个可行的可被广泛采用的公认定义。经济学家可能对GDP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持不同意见，例如，一些人认为地下经济活动应该包括在内，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应该包括在内。然而，至少在一般意义上他们对GDP的含义理解是一致的。然而在政治学领域，对国家规模概念的不同认知和理解，一直都缺乏共识。如果政治科学家希望他们的工作被认真对待，那么在概念上的严谨明确，将有助于确保该领域的科学有效性。因此，笔者建议在政治科学领域必须就如何衡量国家规模达成统一或至少达成基本共识。笔者希望如果未能让读者相信领土确实是衡量国家规模的唯一方法，那么也希望至少能让读者相信这个话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不应该被当作小问题而忽视。
事实上即便仅仅是为了概念上的有效性，有关国家规模的界定问题就值得关注，更何况对国家规模的界定还有更大的实际应用意义。就和平与发展等理论而言，尽管目前理论界尚无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但依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支持，即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通常不需要通过战争手段解决有关争端问题。根据卫恁达尔和考博特的理论，人口较少的国家尽管存在固有的劣势，但更有可能成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只是，他们再次误用“小国家”这个概念来描述人口数量的大小而非实际的领土面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认为包括人口、能力、实力等在内的其他国家特征不重要。事实上，不论其控制下的领土规模如何，一个国家的生存往往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强大的能力和实力，且拥有足够的人口是维持这种能力和实力的必要条件。本文唯一提出的学术主张，就是国家规模实际上应该为一个领土规模问题。当然，对这种说法的实际应用价值，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论述中主要以亚洲国家为例，未来的研究还应可以将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 [2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