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8年2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成都天府新区视察时指出:天府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在规划建设时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利用其自然条件优势发挥生态价值。习主席讲话中提到的“公园城市”,是对未来城市走绿色发展之路提出的新要求,为我国城市建设深入落实生态优先规划理念明确了新的目标。
公园城市作为一种具体的城市发展空间形态和建设模式,其规划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情况究竟怎样?它确切的学术定义又如何?对此,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积极探讨之中。本文拟从厘清花园、林园、公园的基本定义入手,梳理国际上以绿地为主要生态环境空间载体的绿色城市规划理论脉络,进而明确公园城市的学术定义,以期为拓展经济繁荣、生态和谐、景观优美的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2. 花园、林园和公园的名词释义
2.1. 花园
“Garden”(花园)一词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解释为:“Plot of ground where herbs, fruits, flowers, vegetables, or trees are cultivated”,意思是“种植药草、水果、花卉、蔬菜或树木的土地”。“Garden”最早出现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指上帝创造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或“Paradise”) [1]。英语里Paradise (天堂)这个词源自古波斯文“Pairidaez”,意为“豪华的花园”。基督教《圣经》中详细描述了该花园:“上帝所创造的伊甸园,遍地黄金珍宝,草木花卉丰茂优美;树上硕果累累,四处鸟语花香,祥和欢乐。”(图1)因此,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类的祖先在未有一切罪孽之前,是居住在这个天堂般的花园之中的。Garden (花园)就是建造在地上的天堂模型,是一处最理想的人居环境。
花园最早进入城市建设是在公元前6世纪,由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在巴比伦城内为王妃安美依迪丝(Amyitis)修建的“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 of Babylon)。它依托宫殿层叠升高、清泉喷涌,花木葱茏,形似悬空的人间天堂(图2)。
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风格多样的花园形态,例如:《荷马史诗》中描述了公元前11至9世纪迈锡尼文明中精致奢华、色彩浓厚的古希腊宫廷花园。伊斯兰宗教圣典《古兰经》中记载了“天园”蓝本的伊斯兰园林,表现了公元6世纪末阿拉伯人在干旱荒漠里游牧生活中对绿洲般富足、优美、宁静生活的憧憬向往。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近2000年里,皇家园林总要仿造神话中神仙居住的蓬莱三岛,自然山水园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皇族及文人士大夫与自然沟通对话的重要渠道(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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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图2. 巴比伦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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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PengdaoYaotai—one of Beijing Yuanmingyuan’s 40 scenic spots
图3. 北京圆明园40景之一的蓬岛瑶台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通过营造花园追求着身居城市也能享受“山林之乐”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后来逐渐影响到工业革命后的城市规划,如1820年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提出的“自然环境疏解城市弊病”的想法。在经历了工业化对城市居住环境的毁坏后,1898年,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的规划理论(图4),并分别在英国的莱斯奇沃思(Letchworth)、韦林(Welwyn)、威顿肖维(Wthenshawe)进行了实验性建设。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绿色城市规划建设,其中有不少城市成为举世瞩目的“花园城市”,如华盛顿、巴黎、堪培拉、新加坡、莫斯科、华沙、平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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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Howard, garden city pattern
图4. 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
2.2. 林园
《现代汉语词典》对“林园”一词的解释为:“山林田园”,出处为晋代陶渊明的诗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据国际辞典考证,“林园”与英文的“park”同义。《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对“park”一词的解释为:“a large enclose dare a of land with grass and trees, which is specially arranged so that people can walk in it for pleasure or children can play in it”(一大片有围合边界的草地和林地,经过特别经营,人们可在里面散步或供儿童玩耍);《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语词典》中对“park”的解释为:“a park is a public area of land with grass and trees, usually in a town, where people go in order to relax and enjoy themselves.”(一块有草地和树木的公共场地,通常位于城镇中,供人们前往放松身心和自娱自乐。)。所以,英文中的“park”是指较大面积的公共林地和草地,简称“林园”。
据《词源辞典》记载,“park”一词源于史前的日耳曼语,指的是古代欧洲贵族狩猎游玩的“围场”(图5),后来也用以指代古希腊雅典的露天会场 [1] (图6)。这种可供市民交流活动的公共绿地,在17世纪被用于法国凡尔赛宫苑设计中,作为建筑花园以外向自然环境过渡的林园,传到美洲以后成为放牧场所、林场和公共活动场。如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心绿地在建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放牧地,也称“park”。19世纪初,“park”一词又被美国人用作停车场的代称,沿用至今。
2.3. 公园
“公园”的概念,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后政府将贵族私家宅园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Public Garden”。它在中国清朝末年曾被译为“公家花园”或“公花园”,后来逐渐简化称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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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n oil painting depicting an ancient European hunting ground
图5. 描绘古代欧洲狩猎场(park)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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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An open-air meeting place in Athens, Greece
图6. 古希腊雅典的露天会场
西方国家早期的城市公园基本形式仍然是以园艺种植为主的花园,但增加了一些用于承担公共休闲功能的园林建筑和设施,如小型音乐亭、运动场等。较为典型的有法国巴黎的布伦公园(Bois de Boulogne),丢勒里花园(Les Tuileries)等。据现有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园是1868年6月在上海英租界内的外滩建造的公园,占地2 ha,命名为“Public Garden”(清朝官员译为“公花园”),后称“外滩公园”及“黄浦公园”(图7)。20世纪初,“公园”一词由从中国留日学生引入国内。1903年《浙江潮》报章在介绍日本的城市公园时写道:“东京有最著名之二大公园(中国称之为公家花园),一在清草,一在上野。”此后,“公园”一词逐渐出现在清末的城市报刊上。
城市绿地系统是现代城市建设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其规划思想源于美国著名风景园林师奥姆斯特德所提出的城市公园系统(City public garden & park system)理念,公园类型包括:park,arboretum,common land,public garden (林园、植物园、公地和公共花园),相互之间用Parkway (花园路)加以衔接,形成公共绿地系统,为市民提供自然化的游憩空间,引导城市用地的建筑环境良性发展。1878年,奥姆斯特德提出了著名的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方案——绿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规划内容包括9个互相连接的城市自然景观空间,从波士顿公地绵延到富兰克林公园约16 km (图8)。在这个著名的规划里,他将Public Garden、Common Land、Arboretum和Park并列为城市公园系统的组成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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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e public garden in Shanghai was built in the mid-19th century
图7. 19世纪中叶建造的上海外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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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Structure of Boston public garden & park system
图8. 美国波士顿公园系统结构图
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先用于特指公共林地概念的“Park”(林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超过“Public Garden”,逐渐成为城市公园的简称。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Park”一词的阐释为:“Large area of ground set aside for recreation.”(供人们游憩的大面积公共空间)。其实质是城市里的公共游憩绿地(Common Green Land),居民自发地在这些富有生机的地方活动、交流、享受自然风景。后来,随着公园绿地的建设范围不断扩大,相关的游憩与生态保育功能更加完善,公园的类型也不断丰富,进一步拓展到城郊的森林公园“Forest Park”、湿地公园“Wetland Park”及区域性的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等。
3. 近代田园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近代田园城市的规划思想,源于解决近代工业化推进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而衍生的各类环境污染问题以提高城市生活的舒适度。为解决城市建设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矛盾,在人与自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适宜的相处模式。
19 世纪初,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Ebnezer Howard)在其名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针对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环境问题,提出把农村和城市视为整体,使农业、农村溶解于都市发展之中(图9)。其主体思想是结合城市与乡村的优点,即在城市生活的高效便捷中享有乡村的优美风致 [3]。196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凯文·林奇教授所著《城市形态》书中也提到人们普遍偏爱自然事物的事实,与之相似的理论还有同时期美国环境规划师伊·麦克哈格所著的《设计结合自然》。以上述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城市设计思想为当代西方国家建设都市农业景观提供了理论支持。时至今日,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等城市中的以农业为主题的景观空间仍然是受到了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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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of Howard’s garden city
图9. 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城乡关系
在美国,19世纪后半叶奥姆斯特德提出的城市公园系统规划理论,目的在于用自然空间缓解产业革命后城市环境的拥挤状况。他认为,自然美可以舒缓城市拥堵状况。他设想越过划定的公园用地边界,把公园与城市生活结为一体。1878年,他提出了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方案——绿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利用原有场地的绿地条件建设公共开放性绿地和林荫道,同时将各个新建的主题公园与之相连,以活泼自由的绿地空间形态向外延伸,增加公园绿地与市民生活的交集。在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中,林园、公共花园、林荫道及植物园等在城市绿化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自然优美的城市景观面貌,积极便捷地融入市民的生活(图10)。
其中主要的公共游憩绿地包括:“Boston Common”(波士顿公地)、“Commonwealth Avenue”(联邦林荫道)、“Public Garden”(公共花园)、“Esplanade”(滨河绿带)、“Back Bay Fens”(后湾沼泽地)、“Riverway & Olmsted Park”(河道景区和奥姆斯特德公园)及“Jamaiea Park”(牙买加园)、“Arnold Arboretum”(阿诺德植物园)、“Franklin Park”(富兰克林园)。
Figure 10. Detailed planning of emerald necklace-public garden & park system in Boston, USA
图10. 美国波士顿翡翠项链公园系统规划详图
1920年代,在美国社区改良运动的影响下,建筑师斯坦因(Clarence Stein)和规划师莱特(Henry Wright)按“邻里单位”模式于1929年在美国新泽西州规划了雷德伯恩(Radbin)新城,1933年开始建设。其特点是绿地、住宅与人行步道有机地配置在一起,道路布置成曲线,人车分离,建筑密度低,住宅成组配置,构成口袋形。通往一组住宅的道路是尽端式的,相应配置公共建筑,把商业中心布置在住宅区中间。这种规划布局模式被称为“雷德伯恩体系”。后来,斯坦因又把它运用在1930年代美国的其它新城建设,如森纳赛田园城(Sunnyside Garden City)以及位于马里兰、俄亥俄、威斯康星和新泽西的4个绿带城(Green Belt City) (图11)。
关于城市游憩绿地系统建设,芬兰建筑师沙里宁(Eero Saarinen)所著《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1942)书中作了详细阐述。他主张城市应把重工业、轻工业疏散出去,腾出大面积用地来开辟绿地。“有机疏散”理论追求现代城市社区两个基本建设目标——交往效率与生活安宁。1918年,沙里宁按有机疏散原则作了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其规划思想持续影响了二战后的欧美各国新城建设、旧城改造和大城市“郊区化运动”。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Canberra)是近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杰出范例。1912年,36岁的美国著名风景园林设计师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提交的堪培拉城市规划方案在国际竞赛中胜出,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都建设的蓝图。规划将国会山北部的低洼谷底开凿成格里芬湖,形成以广阔湖面为中心的“城市水轴”灵动空间。水轴从黑山开始,向东南方向延伸,使城市与湖光山色相互映衬。整个城市规划贯彻建筑与城市绿地融为一体的原则,充分利用水系、山石、海滨、景点的优势,开辟人文景观与自然条件紧密结合的生态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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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Redburn system and the planning mode of green belt city
图11. 雷德伯恩体系与绿带城的规划模式
格里芬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理论变成现实,让堪培拉的自然环境与城市建设紧密结合,实现最大限度的协调统一,城市绿地率高达58%,人均绿地面积高达70.5 m2。在堪培拉的规划图上,清晰可见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构图要素:绿心、放射线、同心圆、扇区等,达到了布局形式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统一,完美而舒适(图12~14)。为了鼓励市民美化环境,堪培拉市民凡新建住宅者,均可免费享有政府赠予的40丛灌木和10株乔木树苗。大面积的城市绿地与星罗棋布的住宅庭院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使堪培拉被誉为“大洋洲的花园”(图15~17)。
4. 现代花园城市和园林城市建设
新加坡是世界上现代花园城市建设的典范,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 NParks)负责统筹。1960~1990年间,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建设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科学实用,多采用人工技术手法改善城市环境,栽植树木记录在册的有140万株,植被区10,000 ha,达到全国陆地面积的14%。其中有3318 ha的公园、绿道和开放空间及3327 ha的自然保护区;公园绿道达200 km,城市景观葱翠繁茂 [4]。(图18,图19) 1996年,时任国家公园局首席执行官的陈伟杰博士首次提出:新加坡的城市绿化建设要从“花园城市”转变为“花园中的城市”的设想(From Garden City to the City in a Garden),并以此制定新的城市环境绿化政策。规划目标是:在现有“花园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自然生态保护、将城市内外的各类绿色空间相连接,实现全国绿地网络化和系统化。
1992年,中国自上而下启动了“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通过25年的积极推进,至2017年底,全国已有352个城市分20批次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含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及城区)的荣誉称号;2006~2017年间,291个县城分9批次获得“国家园林县城”称号;2008~2017年间,66个城镇分6批次被评为“国家园林城镇”;2016~2017年间有11个城市分2批次被评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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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Howard garden city model detailed planning
图12. 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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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Griffin-Canberra garden city plan (1913)
图13. 格里芬–堪培拉花园城市规划总图(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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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Griffin-Canberra garden city center planning (1913)
图14. 格里芬–堪培拉花园城市中心区规划(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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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Canberra city green space system layout status map
图15. 堪培拉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现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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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Singapore airport road landscaping
图18. 新加坡机场路绿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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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Waterfront landscape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Singapore
图19. 新加坡国家大剧院滨水岸线景观
200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原国家林业局开展了“国家森林城市”评定活动,不仅制定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和申报办法,而且每年举办一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首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所作的批示——“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成为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宗旨,进而演化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理念。2010年以来,全国已有164个城市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通过这项活动,有效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景观水平,丰富了市民的游憩生活空间。2016年8月,原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关于《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办法》(征求意见稿),更加规范了相关的评审、命名与复查程序。
2009年,在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亚太地区年会(IFLA APR)上,韩国造景学会会长曹世焕教授在发言中主张建立将风景园林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公园城市(Park City),作为21世纪知识信息创新社会的理想城市 [5]。这一概念,是对新加坡建设“花园中的城市”(A City in a Garden)的提炼与深化。他认为:就公园的形态而言,作为城市中的一个布局,以及作为过去城市中点、线、面的公园,如今和公园连接体(Green Way绿道)一起,展现出“自然中的城市”面貌。此后,公园城市的概念逐渐传播,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和研究,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公园城市建设实践。例如:
深圳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在城市公园系统建设方面成就不凡。2002年,深圳开展了第一个“公园建设年”活动,当年新增面积共计1400 ha,39个公园。3年后,深圳又开展了第二个“公园建设年”活动。2008年底,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公园之城”的奋斗目标。至2017年底,全市有各类公园942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8 m2,基本形成了“自然公园 + 综合公园 + 社区公园”的三级公园体系 [6]。为了更好的统筹指导全市公园建设与发展,2013年市公园管理中心组织编制了《深圳市公园建设发展专项规划(2012~2020)》。根据该《规划》,至2020年深圳公园总量将达到1000个以上,形成“公园之城”(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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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Shenzhen Aiguo road Yijing garden street view
图20. 深圳爱国路怡景花园街景
2015年2月,广东江门市把“建设公园城市”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从“在城市中建公园”转变为“在公园里建城市”。2015年4月《江门市公园城市建设工作纲要(2015~2020年)》提出:要通过统筹五邑城乡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利用山、水、林、田、湖等自然要素,在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土地性质、主要用途以及保证水体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配套设施、推进大地公园化,构建市域公园体系。至2020年,7个示范公园完成整体提升 [7] ;每区新建不少于一个村镇公园;主城区至少每区新建2个综合性公园;市域因地制宜建设7个特色田园风光公园,61个森林公园;全市各类公园总数达到1506个。同时,新建城市慢行系统和城乡绿道350公里。
2018年,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发布了公园城市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要点为:① 2022年基本建成天府新区核心区公园城市全域生态骨架;② 2035年天府新区核心区全面建成公园城市;③ 2050年天府新区全域建成中国的公园城市典范区,将公园城市理论和实践上升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范例和里程碑。
5. 当代中国公园城市的学术定义
纵观历史,不难看出:公园城市的规划理念萌芽于140年前奥姆斯特德所做的美国波士顿城市公园系统规划,目的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景观优美、生态安全、设施齐备、使用方便的公共游憩绿地空间。其基本形态表现为公园绿地与城市街区的完美融合衔接。此后出现的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等规划理论与建设实践,均传承了“公共绿地优先”的城市绿地系统布局原则。时至今日,公园城市的物质空间基础仍然是营造完善的城市公园绿地体系。
所以,公园城市的学术定义应是:具有完善公共游憩绿地体系和良好生态景观环境质量的花园化城市。其基本特点可归纳为:
① 游憩优先,全民共享;公园城市必须具备完善的城市游憩绿地体系(公园体系),这是它与其它类型绿色城市形态最本质的区别。它不仅表现在公园绿地在整个城市绿地数量占比要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公园景观类型要尽量丰富多彩,公园可达性和游憩设施服务质量要好。各类公园应免费开放,让全体人民共享。
② 景观优美,花园面貌;公园城市必须具备优美的景观风貌,山环水抱,花木葱茏,清新卫生,城市空间环境如同花园般美丽宜人。
③ 城在园中,亲和自然;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必须做到绿地环绕建筑、城市融入自然、住区鸟语花香。实现“城在园中”,让城市发展充分融入自然,这是公园城市对以往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园在城中”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突破。
④ 生态安全,持续发展。公园城市应充分兼顾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因地制宜地采用森林围城和林园进城的绿地经营策略,为城市提供充分的固碳制氧、水土涵养及生态旅游基地,保障城市实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
关于公园城市的概念内涵,已有一些国内专家的论述见诸报刊,但大多表述较为感性且定义“高大上”,联想引申的内容过于丰富,令人不易把握公园城市的实质要义以指导建设实务。如有学者提出:“公园城市体现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将城市从早期的地域共同体概念升华到命运共同体理念。” [8] 也有学者认为公园城市应是“公”、“园”、“城”、“市”四个字含义的总和 [9] 等。
总而言之,公园城市将成为人类社会建设理想城市生活环境的新模式,是对以往田园城市、花园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山水城市等绿色城市形态的新提升。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勇于创新发展的新智慧和城市建设新目标,符合广大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向往需求。公园城市的实质,是营造人民与自然共生、共荣、共欢乐的健康城市;它为生态城市的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空间载体和实现途径。为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还要在公园城市架构与认定标准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附录
图片来源
图1:http://www.taopic.com/tuku/201212/287812.html
图2: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14/12/36403512_628908615.shtml
图3:清代古画《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4: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SWAN SONNENSCHEIN & CO., LTD. PATERNOSTERN SQUARE, 1902
图5:http://www.zwtuu.com.cn/html/2009-10/181496.htm
图6:https://blog.csdn.net/sizheng0320/article/details/3738229
图7:http://news.ifeng.com/a/20171025/52793981_0.shtml
图8:金经元. 奥姆斯特德和波士顿公园系统(上) [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 (02):11-13
图9: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SWAN SONNENSCHEIN &CO., LTD. PATERNOSTERN SQUARE, 1902
图10:李敏. 《城市绿地系统与人居环境规划》. 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图11:http://www.jiudi.net/upLoad/news/month_1303/201303041156303388.
图12: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SWAN SONNENSCHEIN &CO., LTD. PATERNOSTERN SQUARE, 1902
图13:https://antiqueprintmaproom.com/printerfriendly/index/index/product/11230/with_price/1/
图14:https://i.warosu.org/data/fa/img/0112/94/1463489653999.jpg
图15:Google OPEN STREET MAP
图16~20:作者摄影